中西方逻辑比较（一）
因原作者博客已不能正常打开，所以抄录了一份，以作收藏。——2015.08.15（注：下面是原作者博客地址）
1、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拿得上台面的哲学思想；2、 中国人对外国人输入的哲学思想，比如说古代的佛学和现代的西哲，要么是断章取义，要么是阉割后买椟还珠。这不，中国的禅宗就是阉割佛学的光辉典范，居然将 佛学中至关重要的逻辑——因明彻底的阉割掉，用直觉取代了逻辑，从而使中国佛学成了典型的佛学残废——没有因明这种逻辑精髓的“佛学太监”。程朱理学就更 加荒唐了，没有对佛哲学悟性也就罢了，可是偏偏要将佛学阉割后，与儒学和道学综合在一起，继而使得“理学”成为彻头彻尾的“阉割三家”后自成一家的“杂 种”学问，于是“存天理、灭人欲”这种灭绝人性的所谓哲学就会堂而皇之的登上中国的学问大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学科分类目录,将基础科学分成七大类：
1、 数学：包括代数学、几何学、运筹学、泛函分析、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拓朴学等。
2、 逻辑学：包括逻辑的运用,演绎逻辑、一般逻辑、归纳逻辑、方法论等。
3、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包括宇宙起源学、天星学、射电天文学、太阳系学等。
4、 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包括大气物理学、大地测量学、水文学、海洋学、土地学、空间科学等。
5、 核物理学：包括声学、电磁学、电子学、换物理学等。
6、 化学：包括分析化学、无机化学、核化学、物理化学等。
7、 生命科学：包括动物学、自然人类学、生物化学、生物数学、生物测量学,生态学、遗传学。
中国的哲学长期局限在儒家思想下，相对是框架枷锁很强的，很多人都怀念先秦诸子的时代，似乎在那个时期什么先进的思想都有，实际上仔细思考一下，中国的哲学还是有致命的缺陷的。
中国的哲学缺陷在于中国没有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我们找出的白马非马论作为我们有逻辑思想的说法实际上是非常幼稚可笑 的，这点取巧的辩论给说成是逻辑学，更准确地说是诡辩就作为我们有逻辑学，只能是让人更加鄙视提出这个命题的人。真正的逻辑学的概念、推理、命题等概念是 非常明确的，并且有明确的规则的，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的学者在这点上很爱自欺欺人。
中国的语言产生逻辑学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的语言没有时态、语态、主格、宾格等等，在逻辑学上界定判断、定义是非常 困难的，现在我们常用的单词，如：是、否、如果、但是等等在以前的文言文很少，在白话文里也很少，中国的语言是非常不适合逻辑学的发展的，这些单词是在科 学进入近代中国后才逐步产生的。语言有巨大额阐释的空间，中国的经典怎样注释差别极大，这在逻辑上就是歧义百出，无法进行逻辑分析的。所以没有这些单词， 在语言本身就给逻辑学的产生和发展造成巨大障碍。
中国比较流行的是非常模糊的哲学，如道可道非常道，如仁义礼智信等等，一切的办法是大而化之，归结为阴阳五行，这一点非常适合辩证法在中国的流行，而辩证法另外一个西方贬义的名字叫做诡辩主义。
我们中国的教育和思想界对于辩证法与逻辑学的关系这一个重大问题是一定要回避的，因为辩证法与逻辑学是矛盾的，辩证法违反逻辑学的排中律，使用逻辑学的思考和推理方法是可以轻易的把辩证法的核心命题给证伪的！这里我们举例说明，就拿“真理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来说吧！
我们使用逻辑学中经常使用的反证法来证明，即假设“真理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是真理，那么“真理是相对的”这个命题也是相对的，这也就是说必须存在一个绝对 真理，如果存在绝对真理，那么“真理是相对的”就不是真理了；如果不存在绝对真理，那么“真理是相对的”本身成为绝对真理。这两种情况均与自身的命题矛 盾，所以根据反证法的证明，“真理是相对的”为谬误。
我们现在再就一个命题谈逻辑学对于我们的哲学认识的影响，这个命题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关于自身也是有问题的， 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是真理，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实践来检验，但是如果你使用实践来检验，等于你在验证的时候已经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 准”这个命题给承认了，就是把要检验的命题的一部分给承认了。因为你如果没有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就不能用实践去检验它，而你要证明这个命题却在 证明的过程中或过程前已经把这个命题承认了，并且使用这个命题的结论去证明这个命题的正确，这在逻辑学上是循环论证！只有是反证法可以，即如果有矛盾是反 证法，肯定命题不成立，但是正命题正确否命题不一定正确，所以如果没有矛盾却不能说明问题已经被证明，所以这样的方法只有要证明命题是谬误时可以使用，是 存在根本的逻辑错误的。同时如果还有其他方法证明这个命题，本身就与命题的“唯一 ”二字矛盾，所以使用实践去证明是循环论证，不使用实践证明有与唯一性矛盾，因此这个问题只能循环论证是不可证明的。
我们在这里发现很多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类似的命题是无法证明的，这个问题就是逻辑学发展史上著名的歌德尔定理，该定理说的是一个理论体系一定会 存在一个命题，就是你不能证明它是对是错。也就是因为这个定理的存在，才彻底平息了对于几何学第五公理的争论，解决了非欧几何的地位，现在我们平时使用欧 氏几何，但是对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使用非欧几何来描述的。
那么对于一个逻辑体系中无法使用逻辑证明对错的命题，如果大家还要一定相信这个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只能是公理，但是对于存在大家公认不用证明的公理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唯心的，所以黑格尔在搞辩证法的时候，就是唯心辩证法。
而对于唯心和唯物，也远远不象大家中学学习政治学课程所讲的那样简单，我们的政治课本上讲世界是唯物的之理由，说的是我们的望远镜能够看多远没有发现神， 显微镜能够看多小也没有发现神，而且意识的载体是物质，但是这里面也是有逻辑问题的，如果我拿“如果我没有发现就认为没有”这个问题来问你，你一定会告诉 我这是唯心的方法，但是我们的课本说世界是唯物的恰恰是使用的唯心的方法！
实际上我们认识世界的本源问题又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的课本是回避的，就是这个世界是一元的、二元的还是多元的！如果我们说意识和物质一定要一方决定一方的 话，这就是一元的，如果认为意识和物质是独立的二个世界，那么就是二元的，如果认为世界还有独立于意识和物质之外的冥界，那么世界就是多元的，许多宗教实 际上是多元论，神界、天堂等是另外一元。而在相对论中“彼此相对速度超过光速的世界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世界”的理论，也给很多世界是多元的追随者以理论基 础。这些事物只能是自己内心的确信，中国要思想界只有一种思想，回避了世界是几元的问题，也让老百姓思想更加简单，尤其是破除宗教的势力特别有意义。
再说对于世界的认识，命题的起源认识在哪里，而辩证法强于辩论，大而化之的矛盾论是原则的论述没有具体的方法，比如说主要矛盾起决定作用，但是怎样找到主 要矛盾的方法却没有，而要讲到方法，尤其是科学的方法，就是必须可以定量分析的、可以重复和反复使用的方法，而提供这样方法的哲学，也就要提到形而上学 了，我们批判了那么多形而上学，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形而上学是什么，只是一大堆什么僵死的、静止的、孤立的等等形容词，而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价值巨大的， 所谓形而上，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形而上学也就是从具体到抽象认识提高的方法。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几何学的点线面是没有粗细厚薄大小的，而 当时使用几何为了丈量的土地、物品却都有粗细厚薄大小，而把这些具象的物品抽象到几何学的点线面，再使用几何学的规律进行运算，其结果与实际相符合，这样 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学。
而在中国这样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是没有的，因为形而上学是唯物的，从现实世界抽象而来，但中国历史上都为唯心的，均没有形而上学的基础，相反地对于辩证法倒是很有渊源。而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以及逻辑学是产生现代科学的基础。
我们现在的课本是有问题的，辩证法给领导者提供了自己永远不会错误的理论，辩证法是可以正反两面解释怎样解释由领导者引导都永远不会错误 的，因为逻辑学与我们要教的辩证法矛盾，为了辩证法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居然没有逻辑学的教育，为此我们加大了几何学，以几何的教育弥补逻辑学中的不足，但是 这样的结果是应用逻辑没有问题，但是在思想上的高度就不足了。我们了解国外教育的就知道，考GRE 的主要部分就是语言、数学外就是考逻辑（分析部分），由此可见逻辑学在西方教育中的重要，就如政治课在我们教育中的重要一样，而几何学确是选修的。
同时我们一定要求大家以唯物为信仰，其目的也是为了人去造反、革命等反社会行为没有意识上的负担，而形而上学的存在，对于希望通过洗脑进行愚民教育是重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元哲学中唯物辩证法的教育，所有学生只有一种意识形态，这本身与当年儒学的思想禁锢道理是一样的。 我父亲是在解放后接受的教育，那时候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歌德尔德逻辑学都是禁书，强迫记忆的政治课本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洗脑的过程， 老父亲别看是搞理论物理的博导，但是也是满嘴辩证法一点也不知道他天天使用的逻辑学与辩证法是矛盾的，更不知道逻辑学中的歌德尔定理等逻辑基本原理，他只 知道在具体的学科应用逻辑学，却对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理论没有了解，对于搞理论物理的人来说是很可悲的。中国解放后在科学界没有产生大家，虽然还有其他 种种原因，但是对于哲学认识方法的束缚教育，也应当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思想界为了统治者的君权神授和愚民的需要而没有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因为老百姓要是掌握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愚民政策就无法推行了。 现在中国的教育还是不加强孩子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把分析能力作为高考的重要方面，将来中国的科技和社会发展是要有大问题的。我们总讲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 育，但是考试还是当前最公平的方法，离开考试是不行的，关键在于考试的内容。我们的考试的主要内容为数学、语文、外语和综合，美国的GRE等却是数学、语 言词汇和分析，一看就知道中国的考试是以记忆为主而不是国际的分析思考，我们不考分析考外语，也不给学生教授逻辑学，而体现素质与应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逻 辑分析问题的能力，不论你学习什么学科，文科还是理科，均离不开逻辑分析，而逻辑分析能力才是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不是靠应试突击能够简单培养的，这才是 应试与素质的区别。中国哲学的历史和现实还是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人的思维可以分为两部分∶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感性思维是“爱”、“恨”、“愉快”、“悲伤”等感情部分，理性思维则是“演绎”、“归纳”、“推理”、“论证”等理性思考部分。动物也有感情，也会“喜怒哀乐”的感性表现，但绝对不会使用“演绎归纳”等理性思考方法。
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人”。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进步，是地球上几十亿年来生物进化的最高结晶。
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 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性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与白种欧洲人 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
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感性思维能力很发达，而理性思维的能力却相当欠缺。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思想家。有 人也许指出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维水平的人。而诸子百家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伦理道德等感性思 维方面的学说，与慎密严谨的西方哲学相比，显得十分粗糙而肤浅。比如作为中华思想代表的儒学，其核心思想的“仁”、“礼”等，都是教导人们怎样立世为人的 学说，而不是教导人们怎样进行理性思考的学说。
对于被捧为中国最顶级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黑格尔是这样评价的∶“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 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 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中国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都是属于经验上的发明或发现，而不是来自理性的推理与思辨。中国有几位华裔在美国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们的功绩也都是属于发明或发现，而不是象达尔文、爱因斯坦那样提出新理论、新学说。面对西方众多的思想家，很多中国人总是抱著不服气的态度∶“你们有的我们也一定有”。但是由于缺乏思想家的候选人，中国人只得再次发扬“矮子里面拔将军”的传统，把鲁迅破格提拔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其实，鲁迅只是一个文学家，根本没有关于理性思维的研究和著作。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狂人日记》都是纯粹的小说，根本不是什么哲学著作。 鲁迅的杂文都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随想，根本没有任何严密的理论体系，谁能说出鲁迅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有人也许要争辩说∶鲁迅的小说中包含了非常深刻的 哲学思想，塑造了阿Q这样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如果按照这个推理，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也非常深刻地描述了人物形象，也应该称为思想 家。这样一来，世界上的思想家真是多如牛毛了。
文学家靠感性思维进行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是感性思维的结晶。哲学家则靠理性思维进行哲学思考，哲学论文是理性思维的结晶。西方人之所以只把巴尔扎克、托尔 斯泰等人称为文学家而不称为思想家，是因为他们的贡献主要在感性思维方面，而不是理性思维的代表人物。如果说中国人的大脑，在生物学结构上与欧洲人完全一 样的话，中国这么长历史又有这么多人口，产生思想家的几率应比西方大得多，无论如何也应该出几个思想家了。中华民族产生不了思想家，不能不让人怀疑到中国 人在大脑结构上的“硬件”问题。
尽管西方的理性科学早在明代就已传到中国，但中国人对这些理性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极少数中国人翻译出来的介绍西方科学的著作被人们扔进 了垃圾桶。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就象小学生，不被先生打一顿手心，就不可能主动地去学习理性的科学。直到靠理性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人，用超过中国人想象的洋 枪洋炮打到中国来，中国人在挨了痛打之后，才想到要向西方学习理性的科学。
中国人对西方的自然科学还大致可以理解，但对理性思维更强的人文科学却无论如何无法理解。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理性的政治学、社会 学、经济学、宗教学、军事学。只有一个历史学，但也还是不能称之为完全理性的科学。司马迁首开了用文学的方法来写历史的先例，以至于把《史记》作为文学著 作还是作为历史文献这一问题上，常常引起争论。中国的历史被严重地文学化和人格化了。
文学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手段，科学则是人们用来表现理性的方式。文学所要的就是渲染和煽情，如果我们看完一部文学作品时，感到周身热血沸腾，眼泪夺眶而 出，说明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而科学却要求人们冷静的思考，如果我们看完一篇科学论文，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呢？所以西 方人论述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绝不用文学上煽情的手法，而是用平静客观的科学论文语气，让读者能够静下心来进行理性的思考。
可是中国人却喜欢用文学的渲染手法来讲述政治、历史等严肃问题。读完中国人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文章时，经常让人心中燃起无名怒火三千丈，把日本人恨得 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捉来一个日本人碎尸万段。在这种满胸怒火焚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冷静地反思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人一提起抗日战争就破口大骂日本 人残忍野蛮，但问到他们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却没有几个人能给出冷静的回答。中国人对抗日战争的理解就是一个感性的“恨”，而几乎没有理性的反思。中国 人这种对历史的感情化理解，使中国人无法从历史中学到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惊人地一犯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相同错误，成为一个不会进行理性反省的民族。
西方人写政论文章时极少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更不用牵强附会的比喻手法。但中国人写政论文章时，却很喜欢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和牵强附会的比喻手 法。赞美共产党时，并不是具体说共产党好在哪里，而是用文学的比喻手法来形容∶“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比爹亲比娘 亲”。说到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生活艰苦时，又用“水深火热”这样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形容词，这也是中国政治宣传的特色。
中国人还特别独创了一种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的“杂文”，代表人物就是鲁迅。中国人也常常为鲁迅的杂文应该算作“文学作品”，还是应该算作“政论文 章”而苦恼。但在西方，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泾渭分明，见不到这种非驴非马的杂交品种。倒不是西方人不会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而是西方人不喜欢用感 性思维的方式来讨论理性的问题。如果有人在西方写了鲁迅那样的骂人杂文，必然会被认为是轻浮和庸俗，不可能得到读者的好评。中国把鲁迅捧为近代第一的思想 家文学家，更把鲁迅的骂文视为习作的典范，也正是因为鲁迅的骂文特别对中国人的口味。看来鲁迅生在中国真是极大的幸运，如果鲁迅生在英国法国，谁会欣赏他 的骂人天才，大概只能到中学当个愤愤不平的厌世教头而已。
翻翻鲁迅全集就会发现，鲁迅早期的文章还是很理性冷静的，但却读者寥寥。鲁迅在1918年写了《狂人日记》这样煽情偏激的文章后，才一举成名，成为引人注 目的作家。以后鲁迅的文章越煽情，读者的反响声就越大，进而鲁迅的文章越发煽情，读者的反响就跟著越发上劲，如此循环。现在看来，鲁迅比较好的代表作《阿 Q正传》等都是193 0年以前写的。到1930年以后，鲁迅的文章已偏激煽情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尽写一些《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类的骂文，开创了中国的“骂派文学”。
日本人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反响。中国的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立即成为中国的大作家。《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之类 的煽情走极端文章，也只有在中国才可能成为畅销书。这些书里作者表现出来的理性和见识尚不及中学生水平，而作者的狂热感情渲染，把严肃的政治问题情绪化， 才是这些书在中国得以畅销的秘诀。如果你写一篇理性的文章，说中国人的爱国有“只说不动”的倾向，大致没有什么中国人会认真读这篇文章。如果你用感性的文 学手法来讲述同样的事情，说∶“阿拉伯人爱国用的是最宝贵的鲜血，中国人爱国用的却是最廉价的吐沫”，就一下会吸引到大量的读者。
中国人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论述理性的科学，西方人却相反把理性的科学应用于感性的文学，创造了“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理性化的文学作品。人们看完福 尔摩斯的侦探小说时，感情非常平静，既不会兴奋也不会流泪，这是典型西方流的理性文学。中国人却喜欢看那种令人大悲大喜的催情文学，“科幻小说”、“侦探 小说”等理性文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虽然有一些作家试图模仿西方，创作了一些“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搞理性文学大致不会 有什么出路。
近年来因特网的发达，给予了人们平等发言的机会。然而在因特网上的大众发言，也更加暴露出中国人的非理性本质。比较一下因特网上中国人论坛和西方人论坛的 发言就会明白，中国人的理性也就相当于西方未成年中学生的水平。中文论坛上99％的帖子都是感情的宣泄，只有1％左右的发言试图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但这 些理性的发言又很快被感性的叫嚣所包围，使中文论坛上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理性的讨论。比如在台湾独立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帖子都是非理性的叫骂，不 可能想象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会写出这样没有理性的文字。
人一生下来就会哭，就会笑，就有了感性思维。但理性思维却是随著年龄的增长慢慢建立起来的，成人就是理性思维成熟的标志。西方对未成人的少年犯罪要从轻判 处，就是考虑到未成年少年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中国人的肉体成长速度虽然不比西方人慢，但中国人的大脑成长速度却显得异常缓慢，20岁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 力，还不及10岁西方儿童的水平。如果一个成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儿的水平上，在医学上就被称为精神障碍者。按照西方的标准，大部分中国人都应该 算作轻度精神病患者。
以前西方人嘲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并非说中国人身体有病，而是说中国人精神有病。很多中国人却误以为西方人是说中国人身体有病，硬是 拍著胸脯说∶明明中国人身体好得很，谁敢胡说中国人有病？不过但凡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判断总是异常自信，哪有精神病患者承认自己有病的？面对12亿准精神 病患者的中国人，西方人不得不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动不动就说∶“不要刺激中国人”。弦外之音就是说∶那位精神可是有点不正常，和他打交道时要特别谨 慎，千万别刺激他发起疯病来，整个世界都要被他搅乱了。
现在中国人虽然学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却怎么也学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维方法。也许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遗传因子中， 根本就没有“理性”这根弦。要中国人学会理性思考，似乎就象让猴子学会说话一样，在生物学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凶恶的杀人犯都具有相 同的遗传子特征，如果请科学家们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说不定能够找到中国人缺少理性的遗传学缺陷。
随著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只要从一个未出生的胎儿身上取一个遗传子，就可以确定该人的相貌体形、性格才能。很希望将来科学家能够认真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看***人的遗传子中，是否先天就缺少理性思维的基因，是否在生物学上就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中国人真的在生物学上被判定为缺少理性思维的遗传基因的话，中国人就该省省心，不要再为不可能实现的现代化之梦而瞎忙了。因为缺少理性基因的民族不会有发达的理性科学，当然也不会实现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化。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用进退废”原理，越是进行理性思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就越发达。对于很少进行理性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发生退化， 也是不难想象的事。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哲学尽管比较肤浅粗糙，但总还能算得上哲学家。可是从此以后哲学家在中国竟然断了香火，再也找不出一个称得上哲学 家的人，这也是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日渐退化的旁证。近代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愈发低下，从鸦片战争、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人什么 时候表现过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理性？
从生物学原理来看，就象牛不需要音乐家，狗不需要经济学家，老鼠不需要哲学家一样，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接受的都是灌输式的唯物主义思想，并对马列的理论深信不移。当对自己的民族经典《易经》《老子》 深研后，才发现以“唯物”论世界的狭隘与不足。《易经》《老子》都是唯物的，同时又是唯心的。《易》的64卦，每卦或记述，或评述一种事物（不含寓理部 份）；《老子》的81章，或言事物之“道”，或言修身进德，或言济世治国，所以说是唯物的。但是这两部经典的精髓，都建立在“阴阳”上，如果马克思、列宁 还能讲话，他们不会说“阴阳”是唯物的。
唯心，主张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仅以精神、意识形态谈事物；唯物则反之，仅以物质，客观物质的世界谈事物。它的误区在于“唯”，以“唯心”论之，有它的缺陷，以“唯物”论之有它的不足，因此一直争论不休，都难以使对方诚服。
提起唯心，都会把它与宗教、神学联系起来，二者有联系但有区别。宗教神学，属于信仰，信仰往往禁锢了“唯心”。唯心，是驰骋在六合之中的意识形态。它分为 两类，一是受禁锢于某种意识形态，取向于一定的价值观，有的成为宗教信仰，如天主教的“上帝”说，佛教的“轮回”说；有的为道德法则，如《易. 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及“形而上者谓之道”，后者意为高尚的意识形态为遵从的法则。二是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禁锢，如现代人所说的“梦想”，“幻想”“假说”等。
关于唯物，马列学说把其狭隘的说为“事物”，毛泽东把它与“物质”挂钩，即辩证唯物主义。列宁的“三结论”比较有名，是“唯物”的理论基础。就此三点而论 之：一是“物不是依赖人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物”，列宁如果是指物质，即自然界中的碳（C）、氢（H）、氧（O）等物质元素，无可厚非，但他指的是 事物与物种（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时代，没有电视，手机。电视手机是物，在当时它客观存在于哪里？电视手机不是依赖人们“意识”才出 现而存在吗？显然此结论之一是站不住脚的。
二是“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没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只有认识和尚未认识的差别”，如果列宁指的是“自在之物”的“现象”，就无须“原则”之词。《易. 系辞》曰“象其物宜”，任何事物的“现象”，都与该事物的内容（性质、作用）相一致的，如有差别，就不是同类事物与物种。对“尚未认识”的事物承认与已经 “认识”的事物有差别，肯定是“唯心”的，因为“尚未认识”，并不知其性质，何处差别仅凭“唯心”去臆断。例如宇宙中“天外来客”，现代科学已经越来越说 明，地球仅是天体中“沧海一粟”，若否定宇宙存在其他物种，一定是愚蠢的。但是“天外来客”，“尚未认识”，谈差别只能“唯心”。
三是“要辩证的思考，即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老子》曰“…..是以圣人不行而知, 不见而名, 弗为而成”。看来列宁并非圣人，老子在此也批判“经验主义”，此章老子是说认识事物，获得知识，靠书本教条不行，靠经验主义也不行，要靠“悟”，“唯心”的驰骋，包括“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上层建筑，和“形而下者谓之器”（《易. 系辞》）的创造发明，岂能仅以“辩证的思想”而“比较完全”？例如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国家消亡”的观点，就是“悟”出来的。因此，列宁关于“唯物”理论基础是狭隘的。
毛泽东是如何认识辩证唯物主义的？他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 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泽东著作选读》1965年版384页），毛泽东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概念，即物质与事物。 物质与事物的关系，如老子所言：“犹小谷之与江海也”（《老子》第32章）。“由物质到精神”，可以说人的认识、意识形态，来于宇宙间物质的能量放射的信 息，单一的物质，如碳（C）氢（H）等物质元素，施放信息极弱，不可能形成“精神”，当“小谷”汇至成“江海”，就形成事物，有“事物”才产生精神。人之 躯体就是无数碳、氢等元素的组合体。由于其元素排列组合的差异，形成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种，有生命的物种才有“精神”。“由精神到物质” 此话谬矣！应该是由精神到事物、到物种！我们现在所有的发明创造，所有的新材料、新物品研制，都源于人的“精神”，即“唯心”的想往。不幻想与鸟比翼，就 不会有今天的飞机；不幻想在江河与鱼竞游，就不会有今天的潜艇。飞机、潜艇不是物质，是物种。
关于“唯心”的“梦想”与“幻想”，多数人认为不切合实际，与切合实际的“唯物”的“理想”有区隔。其实，它们是孪生的“双胞胚”。例如“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的“各取所需”“国家消亡”，本身就是幻想，持这种观点者，连最起码的“人之初”（人之本性）都不知。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损不 足而奉有余”。“损不足而奉有余”，乃人性之本，自私、贪婪，不是灌输“为人民服务”所能解除的；等级、差异，不是社会福利所能弥补的。再例如说“嫦娥奔 月”称为千年梦想，现在实现了，梦想成真。理想与梦想相差几何？因此结论如下：在生命的起源上，物质第一性；在生命的运行中，精神第一性。
关于生命的起源，老子说“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这个“物”是指物质成份，包括有机的“金、木、土”，和无机的“水、火”，即所有的物质元素，在地球，太 阳系没形成以前，就存在了。也如老子所说的“无名，万物之始也”。一部份物质，由于适应了地球的环境模式，“万物资始”的组合物种。由于物质成份的不同与 排列组合的差异，形成的物种有的有生命，有的无生命。有生命者就有了“精神”，人仅为其中的一种。
有生命的物种，为了自身的生存，依靠的是“精神”。自身生存的“精神”是本能的，就如鼠能打洞、鸟会筑巢、雌雄吸引；超越本能的“精神”在地球范围内，只 有人类才有。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就有《圣经》《古兰经》等宗教之典，以及人们遵循的道德观、价值观，在人类社会上，是靠人的“精神”，不断地产生新物种。 如上文所言的飞机、潜艇、神州六号等物种，都基于“精神”，基于“唯心”。
或许“唯物”的正确处，是承认整个宇宙是由物质（元素）构成的。而“唯心”的正确处，在于认为整个社会是有“精神”存在的。
从中西方逻辑比较谈中式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如果问：中国人会思维吗？这个提问本身看上去似乎就是挑衅性和污辱性的。敢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思维，本身就是对民族的极大污辱。谁敢说咱中国人 不会思维？咱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种麽？而且，你说中国人不会思维，你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样不会思维麽？还配写什麽文章！你这 不是自打耳光麽？
然而无奈的事实是，咱们似乎就是一个不怎麽聪明的民族。老芦下海之初，在《枫华园》上发了篇《论闭著眼睛嚷》（此文至今还在被人换了作者名字反复转贴，甚至把题目改成了《精神手淫》，似乎是指导读者如何“意淫”的）。在其中我说∶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嫌不 够，如今，又正是这浅薄的民族虚荣心亦即廉价爱国主义席卷风靡了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人民刚刚脱出饥寒之后又开始仇外鼓噪，号召内战！”
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第一，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 全民族的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麽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 脑子里的毛病，让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 为玉碎”的骨气，更从此一劳永逸地治好咱们的蠢病。这当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麽顽症，“人死病断根”的话总是不会错的。
所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无论如何爱国，恐怕也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咱们确乎是不那麽聪明。至少，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聪明事来。而所谓不聪 明，其实是说咱们不会逻辑思维，情绪过剩，理智不足。用这八个字来考量从义和团到今天的爱国壮士，那的确是度身定做的。该用脑袋的时候，我们用上了热血。 就是这满腔沸腾的热血驱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干出了一桩又一桩事与愿违的蠢事，在使国家民族蒙受深重灾难的同时，还使 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烂下去。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除了墨子有点萌芽观念，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从《老子》开始直到鬼子们打进 来，祖宗们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象教科书那样编写得有条有理的学术书籍。《老子》、《庄子》和《四书》，其编写之混乱重复令人咋舌。直到鬼子进村了，咱们 这才知道天下原来还有“逻辑思维”这玩意儿。连“逻辑”二字都得音译，“以字造词”都造不出来，可见国学中不但没有等价物，连个稍微沾得上边的东西都没 有。当初严复译这个词，把它译成莫名其妙的“名学”，可见其捉襟见肘。
进口来的东西当然难养驯，何况咱们还没有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们这些肖子孙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式的 推理小说。而你若问一般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罢）什麽是逻辑思维，恐怕他只会说∶“那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韩非子没给咱们留下“卖矛又卖盾”的寓言， 恐怕咱们连这点认识都没有。
一、概念不清
其实，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一个人要会正确地思维，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脑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 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 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 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 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 ‘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麽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 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麽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 ∶此非骂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麽是“国家”、什麽是“民族”、什麽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 想什麽是“民主”和“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 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文理优劣”，直到某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 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 “腑”、“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 都无法进行。“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 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 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某网友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务必不 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 作品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 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麽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 再好，马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二、不证而论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 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 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 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示过他不相信有什麽“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 理”。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 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麽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 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 在？”
三、乱用类比推理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 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 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 在游泳池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 实就跟墙角长的青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 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象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 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 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
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 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 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 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 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 “一句顶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 权威，这其中理由何在却忘了说。
五、以偏概全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 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麽归纳而来。要让它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 那些气功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 笔，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麽原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 车去上班，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 却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惨败。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 错特错了，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 事、大事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 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 （矢）百篇”。在宏观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麽 “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试问国民经济中什麽是纲，什麽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 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 然而两千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 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麽不同。无论学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 （？）武当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 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 用到别的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 书，而且是学校的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麽一个 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 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如何谈“复辟”。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 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麽都懂，什麽都会，什麽都敢信，什麽都敢说”的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 民，人人如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大跃进”、“文革”不必说，什麽“鸡血疗法”、“针灸治聋哑”、“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磁疗”、“红茶菌”、 “气功热”、“风水热”、“易经热”……实在是琳琅满目，蠢不胜收！至今我一闭眼，就想起当年某好友清晨起来愣灌下几升白开水，而未来的芦娘子在竹林中如 中风魔，每日数千次地来回猛甩纤纤玉手。当然，比起后来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树亲嘴“吸树精”、躺在地下“接地气”、参加张大师香玉的语言短训班学习“宇宙 语”、“宇宙歌”的疯子们来，这实在也算不得什麽。
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的应试教育，采取西方那种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教 育方法。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虽然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然而那是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不必再多此一举。但在 中国这却是非补不可的一课。此外更要停止将学生造成解题机，以彻底摧毁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野蛮作法。其实在这方面，伟大领袖早有合理的教导∶“启发 式，废止注入式”。要引进西方那种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集体或个人搜集资料，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研究，完成课题的教育方式。说到底，治疗愚蠢的良药是 合理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国家应作最大投资的项目，是咱们学习西方的重点。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逻辑思维能力？
中国人说汉语，学汉语，写汉语，不过并不完全了解汉语。有关汉语的特性导致了中国式思维缺乏逻辑性这点事儿，如果不是西方人给我们普及了一下，我们大概至今还不知道。
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是利玛窦，他到中国以后惊奇地发现那些饱学之士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逻辑这回事情。在这位自幼接受古希腊逻辑学熏陶的神学院毕业生看来， 中国人辩论的时候，即使是在大学者们辩论的时候，也不懂得用严密的逻辑体系做是非评判的标准，而是使用一些完全无法严格界定的含混概念。
从词汇上说，古汉语的名词大多是不可数名词，基本上是在用一个不知性数的例子说明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别。这样的词汇特性决定了名词抽象化方面的困难，比方说 我们有“马”这个词，却无法把具体的马的本体跟马的抽象属性区别开来，不仅无法轻易创造出类似horse-hood或者horse-ness这样的抽象词 汇，而且连名词跟形容词之间的区别都搞不清楚。后期墨家的“牛马”、“坚白”问题都是由这种词汇特性带来的。从语法上讲，古汉语动词严重不发达，导致 “是”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一般动词谓语句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思维上的判断和描述也没有任何区别。这种词汇和语法的特征导致古汉语的逻辑缺陷， 进而决定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举一个后期墨家的例子：
舟，木也，故入舟，入木也。 也就是：因为A=B，所以CA=CB。从逻辑形式上说没有任何错误，但结果就是不对。
如果翻译成英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bbs.chnqiang.com 军事论坛
A boat is made of wood, to enter into a boat is to enter into something made of wood.
就这么点事情，后期墨家的那么多圣人就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也难怪，因为思维水平被语言限制着，除了中文之外他们不懂别的话。他们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做个综合归类，告诉我们有时候CA等于CB，有时候CA不等于CB，至于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不明不白的学问自然没人要做，所以先秦之后，墨学成了 绝学，两千年来就没有一个中国学者真正读懂过墨家这点东西，直到西学东渐的时代，中国学者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逻辑学的萌芽。
实际上，古汉语在逻辑方面的问题中国哲学家早有感受，从老子的“立教无言”到孔子的“吾欲无言”到庄子的“得鱼忘筌”再到佛家的“不立文字”（佛教中国化 的特征之一，在印度的时候没这回事儿），中国哲学家所体现出的惊人一致的对语言的不信任感是你在古希腊哲学和希伯来的先知文献中都很难找到的。
没有了逻辑学自然发展不出像样的科学体系，法学也成问题，不过诗人对这种具象性语言很满意，所以中国古代文人没人懂逻辑，却人人都会作诗。
现代汉语在语法方面比古汉语强，词汇方面仍无太大改进。比如上述“舟木之辨”的问题解决了，但“盗人”之辨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成了 “因为强盗是人，所以杀强盗就是杀人”，仍然是一笔糊涂账。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也是缺乏逻辑体系的表现之一。所以就是研究古汉语思维特 性这点事儿，也是西方人比咱们强，M. Granet，A.C. Graham，Chad Hansen，这些代表性学者里就没一个中国名字。
语言对思维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古汉语逻辑问题是个很好的例子，语言和思维的起源都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起源点。不同的思维部分有不同的 发生或起源时间，而这发生或者起源能否完成，则是由语言决定的。汉语没提供逻辑思维的条件，所以这部分思维在中国人那里就没法发生，虽然像老子孔子已经隐 隐感觉到了问题的存在。反之，如果汉语本身严谨一些的话，后期墨家也许就能发展出希腊人那样的逻辑体系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
芦笛：“唯物辩证法”批判
所谓归纳，乃是从特殊现象中总结出一般规律来。例如“马是草食动物”，这就是通过观察大量个例总结出来的一般规律，适用于全天下的马。“猪都是黑色的”也 是归纳，但出过国的同志都知道，这归纳只适用于土猪，并不适用于全世界的猪。这两个归纳，前者是正确的，后者则是所谓“以偏概全”，而所谓“唯物辩证法” 就是后者这种智力笑话，它据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可惜根本经不起验证。
一、中学生的验算本人从小对文史哲有兴趣，１６岁前便通读了四遍《毛选》四卷，还把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烂书看得精熟，《矛盾论》和 《实践论》就更不知看了多少遍，整个给那伟大真理迷住了，时时去请教政治老师。在《话说“脸谱文化”──丑陋的大陆人之１２》中，我回忆道：【因为咱们头 脑简单，急于时时处处作“对”“错”、“善”“恶”、 “是”“非”的简单判断，伟大领袖的教导就不可避免地对我们那简单的心地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就那么一个狗屁不通的“理论”，当年还迷得小芦五迷六道的，成 天照猫画虎，拿“两分法”来分析 “所见所闻所想所为”，直到某日撞上南墙了事。却说某日小芦去请教老师：既然万事万物都可以“一分为二”，帝国主义好的那部份是什么？老师勃然，谓小芦胡 说八道，居心叵测，帝国主义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哪有什么好处！再问：“然则帝国主义不可分耶？” 答：“当然可分！战略上是纸老虎，战术上是真老虎！”】我觉得很奇怪：对人事“一分为二”，用的标准似乎是善恶，某个人或某个国家都有善恶这两个互相对立 而又统一的方面，如果决定矛盾性质的主要方面是善，那么该人或该国就是善人或善国；反之，如果恶的那方面占了优势，就是恶人或恶国。为何到了帝国主义头 上，这划分标准却突然改成了“实力”呢？这不是违反了逻辑学的同一律了么？不过，我虽是娘胎里出来的落后分子，毕竟还是本能地知道不能再穷追下去，只好怀 着满腹疑问不了了之。过了几天我又去请教老师，这次是请教“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规律”。凡在大学学过艾思奇那破书的人都该知道这“规律”的“经典证 明”：一颗麦粒扔到田里去，成了麦苗，对原来的麦粒是一次否定。等到这麦苗结出了麦穗枯萎了，否定了自己，完成第二次否定，但留下了成千上万的麦粒，又回 到了原来的麦粒，但这次数量很多了，据说便是螺旋式上升到高一等级，和最初状态的相似只是形式上的。我的问题是：我生下来了，对父母构成了什么否定？我以 后结婚生子，对我本人又是什么否定？人类繁殖和一年生草本植物繁殖不同，制造后代用不着否定亲本。不但动物都这样，就连多年生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繁殖，也 用不着否定亲本的存在──桃子出现并不会导致桃树死亡，是不是？为何同是繁殖过程，有的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有的却又不行？如果说亲本都要死，那否定 只是延时发作，那么。细菌繁殖乃是靠亲本分裂，所有的后代全是从同一细菌里来的，此乃天下唯一能做到万寿无疆的生物，请问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又是如何体现 的？老师语塞，憋到脸红筋胀后爆炸了，说我“钻牛角尖”，大骂一通，于是我的请教再次无疾而终。下一次是“量变引起质变”。“经典论证”大家都知道，那就 是物理学上的物相变化：冰到了熔点变成水，水到了沸点就汽化。另一“证明”乃是原子核反应：铀块到了所谓“临界质量”便发生裂变核反应。
我的问题是三个：第一，核反应倒确实是标准的“量变引起质变”──反应前后不是一种元素，铀变成了铅，那原子结构完全变了。可水变成了汽，改变的只是物理 性质，那化学结构一点都没变，怎么能说是“质变”呢？这“质变”到底是指物理性质，还是指化学性质？第二，物质都有温度变化引起的物相变化，但原子核反 应，例如裂变，就只能由原子量很大，原子核不稳定的所谓放射性元素才能引出。如果把铁块堆在一起，不管你堆多少，也绝对不会达到临界质量，引出核反应来。 这是不是说，如果把数量增加引起的化学性质改变看成是“量变引起质变”，那么，这规律只适用于某些特殊元素，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物质？第三，生物繁殖是按几 何级数增加的，这种量变引出了什么质变？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因为有公社，农夫故饿死。收获了的那万颗子和原来的种子根本没有什么性质不同，该如何用 “量变引起质变”解释？这三个问题我只来得及问了头一个，第二个还没问完，老师便“量变引起质变”爆炸了，说我搞形而上学，诬蔑辩证法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客观规律，吓得我再没敢接着往下问。不过，事实证明，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是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不是小芦怕老师，而是 老师怕小芦，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一律如此。对我层出不穷的问题，那老师就没答出来一个，诸如“一个数自身相加，无限加下去，会引出什么质变？”“一个数 乘以零，变成零，否定了自身，再乘以零，再否定自身一次，仍然是零，为何不会变成原来那个数？”“河水把泥沙石块冲走了，您说这是外因还是内因起作用？” 最后他见了我便如秦王见到荆轲，吓得魂不附体，环柱而走。弄到后来他觉得也不是个事，于是某次便把我召去，语重心长地劝告我，停止钻这种牛角尖，否则迟早 要犯大错误。我至今还记得他的话：“芦笛，你知道５７年的右派是怎么当上的么？就是像你这样专门怀疑党和毛主席的教导！” 那话让我觉得非常委屈：我并没有怀疑唯物辩证法的伟大真理，我比谁都相信那套东西，我想到那些问题，乃是学习过程中出现的最自然不过的疑问。伟大领袖毛主 席不是教导过我们：“共产党人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吗？为何我主动积极学习马列，竟然会是钻牛角尖？竟然是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后尘？小 芦毕竟太小，没想到请老师作出“牛角尖”的逻辑定义，并证明为何不能钻之。要到许多年后，我才会发现，其实离开了这些谁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许多中国人 根本就不可能进行“思维”。他们根本用不着弄明白“什么是牛角尖”，便能理直气壮地认为“钻牛角尖”是必须严格禁止的，即使不是政治罪行，起码也是一种智 力笑话。正因为没几个人敢或是有兴趣去“钻牛角尖”，咱们才会成了个弱智民族，以致至今还有高寒、马悲鸣、水蛮子等人在网上懵不知羞地卖弄那些智力垃圾。
从“唯物辩证法”变成全民思维方式看国人的普遍智力盲区（二）芦笛二、毛泽东自己的批判小芦当年毕竟年幼无知，不知道提出那些问题本身，就已经驳倒了辩证 法。共产党人狂妄地认为自己掌握了客观规律、代表了历史潮流的“理论依据”，就是这“辩证唯物主义”。据说，社会科学总结的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自然科 学则总结了自然界客观规律，两者都有适用范围的局限性，而唯物辩证法则总结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必须遵循的“总规律”。宇宙间所有的活动，不管是人类活 动还是自然运动（事），统统都遵循这规律。类似地，宇宙间以所有形式存在的物质（物）也都遵循它。论普适性，它比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结棍，乃是世上最普 遍的归纳。既然如此，只要证明有一事或一物不符合您这规律，您那归纳便立刻轰毁，变得一钱不值了。您如果敢冒充科学家，只怕得明确界定它只适用于哪些事 物，不适用于哪些事物吧？如果您没见过洋猪，说“所有的猪都是黑的”，当然未足深责。不过，在我让您见识了洋猪后，您起码得把原命题改为“所有的中国猪都 是黑的”吧？可惜，就连修改“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两大规律，说明它们只在什么条件下成立，或只适用于哪些范围，都是不可能的，不信您自己试试看。 这工作我早在当知青时就尝试过了，“对立统一规律”还能应用在某些特定领域之内，“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就根本没辙。那俩“规律”的共同缺陷是关键 概念混乱模糊至极，以致你根本无法确定“否定”、“质变”是怎么回事。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它们完全是以偏概全的胡乱归纳，支撑整个理论的“论据”不是系统研 究所得的实验证据，而是从不同领域里刻意挑选来的牵强个例。这就决定了它们没有什么具体适用范围，无法拿去解释某类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遑论所用它来指导 预测发现未知现象。如果这种“理论”在科学讨论会上提出，只会引起与会者的槽牙集体紧急脱落。但奇怪的是，在毛时代的中国，“量变引起质变”简直成了民间 用语，居然也就没人想到去弄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更没想到去验证一下了。艾思奇那破书我是在中学时代看的，后来再没碰过。上大学时，它乃是政治教科书，我彻 底逃学，一堂都没去上，期末考试还得了９４分，为全班第二。考前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同学们无不念念有词，潜心背诵那些屁话。大众居然就只满足于那些削足适 履的“经典论证”，却不会用学得的专业知识，自己去验证一下那些“普遍规律”，当下就让我慨叹，咱们从孔夫子那儿传下来的鹦鹉传统当真是牢不可破。据我所 知，所有中国人中，除了小芦之外，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敢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在内部讲话中说：“什么否定之否定？我看根本没有。量 变质变则是对立统一规律在质量方面的互相转化。我看辩证法就一个规律，那就是对立统一规律。” 他老人家当然没人敢指责“钻牛角尖”，不过正因为如此，也就无人敢指出他强加于人的“不证而论”：一句“我看根本没有”就一槌定音，完全是霸王气度，跟马 悲鸣的文风毫无二致。说句题外话：直到今日，大众仍不明白“文革大批判”是怎么回事，以为只要口气大，批判的对象大，涉及的话题大，得出惊人的结论，便是 “文革大批判”。阿随就多次根据这一点指责我是“文革大批判”，这无知妄说居然也有人随声附和。大众不知道，是不是文革大批判，第一不在乎你的口气，第二 不在乎你的批判对象，第三不在乎你的话题，第四不在乎你是否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关键要看你是否对中心论题作了严谨论证。如果老芦的文字不是基于颠扑不破 的事实论据并作了点水不漏的论证，那“毛是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治国白痴”论何以至今无人能驳倒？论口气或是指责的尖锐，谁敢跟枭爷比？为何他不会引起一阵 又一阵的“芦旋风”？当然，马悲鸣也常常引起马旋风，可惜那多半是“强奸是作爱”之类的搞笑，常常不待我出手，就让人撕得一丝不挂了，芦某有过这种遭遇 么？Name but one。 三、道家的“辩证法” 毛根本不懂正宗马列，毛泽东思想乃是传统中国学问加以马列词语包装。所以，要明白毛的辩证法，先得知道点道家哲学。当今的爱国者们，无论亲共还是倒共，都 颇有些人喜欢死吹老子那原始人，以为他老人家是什么集古往今来人类智慧于一身的超人（注：我这儿用的“原始人”，不是说老子真是原始社会中的人，而是说相 对于现代人来说，他的知识水平极度原始，根本不配指导现代人）。他们不知道，在老子那个时代，生产力极度低下，毫无自然科学，技术水平也极度低下，人类对 自然界的观察和认识必然只能在肤浅的感性层次。老子之所以让大众以为了不起，无非是因为他使用的原始汉语非常模糊含混，理解的弹性极大，随便你往里头填什 么都没问题，于是老子便成了个任后人肆意强奸的老婊子（Excuse my language，不过这是拿破仑大骂神圣罗马帝国的话）罢了。最有名的例子，便是邓拓硬要说“道冲”乃是“原子旋风”，而远志明一口咬死“夷、希、微” 便是《圣经》里的“耶和华”。老子便是原始“辩证法”的始作俑者。原始人认识大自然，乃是通过比较。毛主席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其实应该是“没有 比较就没有抽象”。通过比较不同个体，人类便初步总结出了物体的性质，诸如“高低”、“大小”、“多少”、“强弱”、“冷暖”、“明暗”、“雌雄”等概 念，用以粗略地定性描述事物。这过程在逻辑学上称为“抽象”，因为总结出来的性质不再附着于某个具体观察对象，而是具有了普遍性。这种原始抽象，乃是人类 认识外界的初级阶段，也就是老庄相对主义来源。老子在《道德经》里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那意思是说， “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这些性质，都是比较出来的，离开一方，也就无所谓另一方了。此乃连今日学童都该明白的常识。除此之外， 老子还注意到一些简单现象，通过以自然现象简单类推，或干脆不证而论，武断强加于人（这是他布道的最常见方式，古人根本不兴论证，和老毛、老马一样），归 纳出了几个很成问题的“规律”，诸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 得，多则惑”。这就是所谓“物极必反”的道理，后来成了老毛最爱用的“走向反面”。对此，最有名的“例证”便是《淮南子》上“塞翁失马”的典故：居住在塞 上的老头家里跑掉了一匹马，邻居都向他表示同情，他说：“焉知非福？”没几天那逃走的马却带了一匹野马回来，邻居又向他道贺，他却说：“焉知非祸？”没几 天他儿子去骑那野马摔了下来，摔断一条腿。这就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表现。道家哲学最关键的概念就是“阴阳”。对此，老子说的并不多，就那么一 句Ｐ话：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由此可见，所谓“阴阳”，最初的来源其实是阳光造成的明暗。老子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其实不过是孩子都能观察到的现象，那就是万物迎着太阳那面是光明 的，背后那面则是黑暗的。通过简单类推，上面列举的那些的那些相反属性，便给道家统统归结到了“阴阳”两大范畴中，凡是具有正面性质的都是阳，凡是具有负 面性质的都是阴。以此解释宇宙，太阳当然是阳，月亮则是所谓“太阴”。这“阴阳”还推广到“雌雄”上去，甚至推广到了人体之中，由此形成了中医的“理论基 础”。现代人一望即知，此乃原始人混乱不堪的思维：老子原来说的“阴”，本来指的是阴影，到了庄子，却给扩大到跟“雌雄”一类等价的玩意，所以他才借少知 之口先问道：“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然后借大公调之口答曰：“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虽然这是庄子典型的答非所问， 但也不难看出，他认为阴阳作为“气之大者”，乃是万物起源，如同生物交媾一般。这种世界观在远古毫不稀罕，早期人类常用动物生殖来类推万物发生。例如古埃 及神话就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交媾出来的，创世主乃是个男同志，因为没有伴侣，他只好用手淫方式，用嘴把精液喝下去，由此受孕，生出整个宇宙来。古埃及的神 庙中常有该神以硕大无朋的阳具与自己的嘴交合的壮丽景象，因此被１９世纪的西方埃及学者觉得不雅，在博物馆展出时，常将那话儿遮住。虽然现代人又重新恢复 了那部分的展览，可到现在我也没听说，有谁把那原始神话当成什么可以指导现代人的高级理论。最有趣的是，从老子那儿发源的“阴”的混乱概念，顶多只能解释 为“阴影”，后来的道家却把月亮当成了“太阴”，难道月亮不发光么？又请问太阳和男人、太阴和女人究竟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竟然会属于同一范畴？这种蹩脚 比喻，还不如辜鸿铭用茶壶比男人，茶杯比女人，起码后者还有个“授受灌注”的类似性在那里。更何况属于“阴阳”的那些性质，其实不过是同一性质在不同数量 级的表现罢了。我还记得上初二物理时，老师讲授最简单的热学，告诉大家，世上只有热量，没有“冷量”。他的原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所谓‘冷’，就是温度比 较低”，听得我目瞪口呆，只觉得豁然开朗，顿开生面。如果同志们获得了这点初中烂知识，立刻就可以看出归结于“阴阳”的许多性质，无非是比较出来的程度上 的区别罢了，“大小”是物体在体积上的区别，“高低”是高度的区别，“多少”是数量区别，“强弱”是能量的区别，等等。只有日月和男女才是两种事物而不是 某一属性的程度区别。把日月和男女这种不同事物和物体的属性混为一谈，其思维上的错乱也只有原始人才会闹出来，也只有现代中国人才会崇拜。前者未便深责， 后者则是耻辱，只说明许多现代国人的智力知识水平还停留在远古。
从“唯物辩证法”变成全民思维方式看国人的普遍智力盲区（三）芦笛四、毛泽东的辩证法毛认为辩证法只有一个规律，就是 对立统一规律，俗称“一分为二”，又名“两分法”。该理论的要点如下：１、世上一切事物都是由两个互相对立的侧面组成的，这称之为“矛盾”。换言之，“矛 盾”乃是事物的别称。再换言之，世上所有事物都具有内部冲突。这命题是马列毛共有的，但毛贩卖的其实是道家阴阳学说的再版。他和道家一样，把事物性质的程 度区别如“大小”、“强弱”、“高低” 、“新旧”等等当成“矛盾”的两方面，而马列哲学著作里通常看不到此类胡话。毛与道家不同之处，只在于道家并不强调阴阳之间的“斗争与冲突”，讲究的乃是 “相生相克”。马列揭示的“对立统一规律”，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我看只能借用来解释自控系统的工作方式，而这并非马列毛的原意。众所周知，无庸置疑，要维 持一个系统稳定，制造出所谓“负商（火商）态”来，必须具有两个方向相反的机制，才能维持系统平衡，恒温箱就是最简单例子：必须有加热与散热两套相反机 制，才能维持温度围绕着调定点波动。生物体就是最典型的负商系统，必须有这两套机制交替工作，才能维持系统的有序性。因此，现代生物学界确有人借用中国的 “阴阳”术语来描述这两种机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环腺甘（上有草头，ＮＮＤ，新版南极星什么字都没有）酸和环鸟甘酸分别作为传递“开动”和“刹车”信号的 “信使”，启动磷酸化或去磷酸化，由此又启动“合成”、“分解”、“兴奋”、“抑制”等等方向相反的生理生化反应。所以，在生物和其他自控系统中，确实有 两个互相冲突的机制在工作，相反相成，达到平衡的目的，去除了一方，则系统就失去了平衡，死亡就是这种失衡的必然结果。在人类社会中，民主国家运用了这规 律，所以才发明了两党政治，达到了系统的动态平衡。专制国家则不搞这套，全靠强力压倒弱者反抗，这才永远处于危机状态中。这在我看来，就是“对立统一规 律”唯一能勉强运用的有限领域，也就是说，它可以用来穿凿自控系统中的两套方向相反的调节机制。即使如此，科学家们也丝毫用不到辩证法。但凡是专业人士， 无不懂自动控制的最起码常识，用不着共产党人用外行术语冒充高深说废话。除此之外，“一分为二”完全是胡话。最简单的反例一抓一大把：请问您怎么把家里的 用具一分为二？茶杯分为哪两个对立面？地球呢？太阳呢？万有引力的对立面是什么？钠这种单质由哪两个对立面组成？高分子合成物（如环氧树脂）呢？“１１” 这个素数又该如何分解为两个互相对立冲突的侧面？就算分解为“５＋６”吧，那也问题无穷：为何不是“３＋８”、“２＋９”等等？分解的标准是什么？这分解 的确定性在哪儿阿？就算规定了统一分解标准，那请问分解出来的两个数又怎么个互相冲突斗争法？所以，除了借用去解释自控系统工作机制外，自然界根本找不到 可以运用“两分法”的研究对象。当真是百发百不中。但无论是马列还是毛，提出“对立统一规律”的原意，都根本不是解释自控系统工作机制。人类历史上还真难 得见到这种根本无法应用的“科学理论”。即使运用在人类社会里，毛的“一分为二”还有个严重智力缺陷，我已经在“帝国主义如何一分为二”的问题中暗示了， 那就是他不懂逻辑思维，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标准使用他的“两分法”，忽而说的是客观存在，忽而又变成了主观价值判断。“帝国主义的两分法”就突出表现了这一 点：善恶两分法本是主观价值判断，但强弱则是客观属性。以善恶去分人事的两面，却以强弱去分帝国主义。这种“辩证法”，乃是最标准的诡辩法，思云和阿随就 最精通这一套。最重要的还是，哪怕在可以勉强借用的领域里，毛的“矛盾论”也恰好和自控系统的工作原理完全相反。毛从来反对“调和”与“合二而一”，强调 的是对立面的斗争，而不是双方存在于统一体中，通过彼此拮抗达成平衡。因此，他只知道“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以为这就是解决“矛盾”的方式。２、矛盾双方 有一方必然占上风，这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矛盾性质。毛的“论证”是，在私有制社会中，“狼”们占了上风，所以社会的性质就是基于剥削的私有 制。狼羊斗争的结果，“矛盾转化”了，羊们占了上风，实行羊群专政，社会的性质就变成了消灭了剥削的公有社会。这大概是毛唯一作出的“论证”，可惜事实已 经证明，这完全是基于暂时假相的伪论证。靠斗争强行建立起来的公有社会，如今无一例外被证明是反人性的毫无生命力的“塑胶胸脯朦胧胎”，在用人力强行维持 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不能不在全世界范围内纷纷土崩瓦解。３、矛盾的转化，亦即所谓“走向反面”。在社会宏观水平上，所谓“矛盾转化”，指的乃是对立面中弱 小一方通过斗争变成强大一方，据说这就是“走向反面”，它的意思并不是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或是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指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换位 置。但在个体水平却又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你是好人，但放松思想改造，内部正气就会下降，邪气上升，便“走向反面”，从好人变成了坏人。反过来，坏人若用毛 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用正确思想压倒错误思想，那也可能“走向反面”，变成好人。不管在哪个水平上，这都是糊涂账一笔。那“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之说最 ＴＭＤ扯淡。这么说，凡是法治社会，迟早都要警匪倒转，变成土匪世界？好人总是要变成坏人，坏人总是要变成好人，而且，这就和电子电路里的所谓“无稳态电 路”一样，变过来变过去，翻来覆去，永无止歇？把这“规律”运用到自然界里去就更是笑话了。太阳和地球大概可以算“一对矛盾”吧？这俩家伙斗争的结果，是 不是有一天要强弱易手，主客易位，太阳反过来围绕地球旋转？自然界的狼和羊又怎么个互相转化法？太阳和地球、狼和羊好歹还能勉强配对，找不到对立面的又该 怎么办？上面举的那些事物，诸如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化学的单质和化合物等等，连反面都找不到，又怎么个“走向反面”法？难道这还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惊天 动地的白痴蠢话？和毛的这些白痴蠢话相比，倒是老祖宗的“塞翁失马”、“物极必反”等要高明得不可胜计。连学童都该知道，“塞翁失马”那种事，没有什么必 然性可言，根本不是什么客观规律。不过，好在人家也没敢铁嘴钢牙地认定“塞翁失马，必然非祸”，只敢用“安知非福”的反问来表示“祸福难期”。后来发生的 事，就连中学生也该知道那是无法预知概率的或然性。只有犯失心疯的财迷，才会以为马跑掉了必然会带匹野马回来，而只有白痴才会指望丰田车丢了后，会带回一 部“宝马”来。您当然可以自慰道：“说不定我这车不丢就会出车祸送命呢！”但连白痴都该知道，此类Ｐ话跟科学实在没什么干系。总之，这寓言的唯一教训，就 是人要想到多种可能结局，别的什么意思都没有。如果有谁因此就认为“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是必然的，那就只能证明该同志的白痴程度赶上了毛，只有他才 敢说什么“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的必然性疯话。那“物极必反”则极有见地，和毛的疯话有天壤之别，加以现代整理后，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现象。上面已经说 过，比较合理的人类社会应该是一种自控系统。这种系统要达到平衡，绝不能靠单方面长久压制某个阶级，必须照顾到社会各阶级利益，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 安定团结。因此，社会的系统平衡，也就是财富分配比例处于各阶级承受范围内，使各阶级利益冲突达到最低限度。要做到这点，就谁也别想一口吃尽，把事情作绝 了。这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用现代眼光来透视，那其实就是设置个保证各集团利益均沾的“财富分配比例调定点”。如果社会一部分成员甚至大部分成员的利 益被另一部分成员大肆侵占掠夺，社会就严重偏离了上述“调定点”，造成社会危机。这种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便要引出全面动乱，“剥夺剥夺者”，“走向反 面”，让天平向“调定点”的另一侧急剧倾斜，于是压迫者便成了被压迫者，被压迫者成了压迫者。如此持续下去，社会又严重失衡，于是再一次“走向反面”。中 国之所以永远处在这“走向反面”的“无稳态翻转”状态中，乃是儒家虽然提出“中庸之道”，但从未想出实现它的可行之道，只知道劝告双方克制自己，统治者节 用爱民，被统治者逆来顺受。可惜中国“狼”们从来只知道斩尽杀绝，不知道向西方学习，见好就收，利益均沾，建立起民主社会，让社会各阶级组成既得利益者和 弱势集团两大派，竞争执政，光明正大地为自己争大饼，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比例围绕着调定点波动。由此可见，“走向反面”本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病象，毛那白痴 却把它当成常态，总结成了“宇宙运行规律”。他非但没有到达原始人老祖宗的高度，反倒连自己否定了：上面已经说过，既然“一切事物都要走向反面”，那无产 阶级虽然上台了，也不过是暂时的，迟早又要被资产阶级推翻不是？４、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这是毛在执政后才发展出来的“思想”，写在《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中，再突出不过地表现了毛坐井观天的隧道眼思维。毛是科盲，他发明的这“规律”当然只涉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无关。他不知道这里该用的词汇 乃是conflict，而不是康德率先从逻辑学里借用来的contradiction。所以，下面讨论只涉及社会现象，与自然科学无关。据毛说，剥削阶级 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只能以一方被消灭的方式解决矛盾（他忘记若一方被消灭，则另一方也该不存在了，否则还谈什么“对立统一”）。而劳动人 民之间的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矛盾，它不需要使用暴力，而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这里的错误，我已经在“恩仇”系列里讲过了，乃是从马列主 义“阶级斗争”邪说娘胎里带出来的先天性痴呆。它否认了世上有超阶级的个人和群体利益存在，使用黑白两分法的儿童思维看待复杂的大千世界，既看不到剥削阶 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妥协可能，又看不到“阶级弟兄”之间照样有利害冲突，而这自私人性引出的冲突，根本就无法用毛那个简单公式，靠斗私批 修、批评教育去解决。现代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已经充分驳倒了“劳资之间必然是对抗性矛盾”的武断归纳。民主社会的运转过程，就是各阶级之间通过斗争 达成妥协。这利害冲突根本无法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去机械划分。在现代社会里，工人阶级罢工，受害的绝不止资本家。英国６０、７０年代，工人阶级 坐大，动辄罢工，几乎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崩溃，三天两头停电，交通中断，跟咱们文革期间也差不多，因此上引起公愤，导致撒切尔夫人那走资派上台，以铁腕镇压 工人运动，这才拨乱反正，暂时河清海晏。那“阶级弟兄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也是Ｐ话。我已经在《恩仇》系列里反复讲了，中苏大打出手，并把对方革出教 门，根本原因就出自共产主义理论这一盲区。正因为否认超阶级的民族利益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才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同，不是及时结账，却总是愚蠢 地积累下矛盾来，等到最终爆发为武力冲突时，双方也就特别残暴。苏联一度准备对中国实行核打击，**入侵越南期间实行“三光”都证明了这一点。总之，我认 为，人类社会中的矛盾，没有什么 “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的机械划分。人类冲突多由争夺社会财富引起。如果采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利益均沾”的方式，并让社会各阶级按同一 民主规则，公开和平争夺财富分配，则利害冲突演为对抗性的流血冲突的可能就极大减少了。但若使用中国那种“赢家通吃，不服者一律铁拳侍候”的狼羊律，则总 有一天要“走向反面”。５、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这疯话见于《矛盾论》，记得毛说：诸矛盾中，必然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只要全力捉住这主要矛盾并解决之， 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这白痴疯话我已经用清晰易懂的学术语言破译了，再重复一遍： “所有要办的事务中，必然有一件是办成其他事务的充分必要条件，办成了那件事，则其他事情也就办成了。” 如果有谁要坚持这确实是真理，那我毫无办法，只好认定该同志是毛一样的白痴，对不起拉。五、为什么国人会把白痴奉为理论权威？从上面的介绍，不难看出毛是 什么样的白痴“理论家”。如果有人看完这篇文字，还要坚信辩证法是真理，则只能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真理”，什么是“客观规律”。说到底，毛泽东思 想变成“第三个里程碑”、“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等，其实质和李**变成活佛一样，都只证明了中国人民普遍智力水平的低下。我早说过了，如果非要让我在 两人之中佩服一个，那我还不如去崇拜李活佛。两人的国学水平当然判若云泥，不过两人都同样满口胡言乱语，没一句话能成立，因此从学术角度上看毫无区别。客 观地看，作为“理论家”，毛泽东和李**实在分不出孰优孰劣。两人都没什么原创性，“理论”都是东剽西窃，所作的预言都没一句兑现。但以后面这两点而论， 李教主还略强于老毛。李首创的“巨人建成金字塔”假说显示的原创想象力，我还从没在毛选中见到过。可惜崇拜毛的人要远比崇拜李的多，在我看来，这主要是权 势崇拜心理造成的区别。人类通病就是崇拜权势者，把他们看成是智者贤人，不幸的是中国的传统极大加强了这倾向。正是这种“成王败寇”的国人思维定式，使得 在国人心中，所谓大英雄，就是干了一番大事业的同志。而世上的大事业，当然首推抢夺天下。谁能把天下抢为己产，把全民化为自己的奴仆，则这种同志当然就是 大英雄。既然是大英雄，则哪怕就是放个屁也是异香扑鼻。就是这种奴才心态，才使得毛不但成了改天换地的伟人，而且居然成了压倒李教主的“理论家”。其他原 因我已经在旧作中抨击过多次了，一条是从孔子那儿传下来的“不违如愚”，学生们把脑袋当成了恭承教师爷雨露的“香唾壶”。所谓“优秀生”，就是高保真录音 机，从来没有用实例验证教学内容的思维习惯。另一条乃是国人普遍不懂逻辑思维，毛的模糊混乱思维特别符合国情民俗，读者习惯于陶醉在文学比喻、寓言小品以 及其他形式的模糊错乱思维的胡言乱语之中，丝毫没有察觉最明显的逻辑破绽的智能敏感。关于最后这一条，若老芦有心思，当再写篇《从“狼羊－点菜律”的昌行 看国人的普遍智力盲区》，光从逻辑入手，不作功利分析，简单解说一番吧。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缺陷── 从中西方逻辑比较谈起
一、 中西方逻辑的比较
（一） 中国古代的名辩学与古印度逻辑、古希腊逻辑
1、 古代世界三大逻辑发源地
中国先秦逻辑：中国先秦逻辑萌发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名家、儒家和墨家的创始人邓析（公元前560－前501年，春 秋末年郑国人）、孔子（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春秋末年鲁国人）、墨子（墨翟，约公元前476年－前390年，战国初年鲁国人）是中国先秦逻辑 的启蒙者。中国先秦逻辑的最高成就是后期墨家的《墨辩》（《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和荀子（荀况，约公元前 316－前238年，战国末年赵国人）的《正名》篇。
印度古代逻辑：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在正统婆罗门哲学派别关于祭祀的辩论中出现了逻辑的萌芽。。印度古代逻辑有正理论 逻辑和因明逻辑。正理论逻辑是以圣言（圣人说的话）和知觉为推理根据，其目的是为印度的正统思想服务，所以，正理论逻辑只不过是带有浓厚目的论和神学性质 的应用逻辑，也可叫做论证学。因明逻辑是佛家逻辑，它主要是在足目（亦称乔达摩，约50－15O年）所创立的古正理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明分为古 因明和新因明。古因明大约形成于2世纪，流行至5世纪中叶。西藏学者传说古因明最初一部著作是法救的《论议门论》，但久巳失传。古因明的主要代表是小乘论 师、大乘论师弥勒、无著、世亲。古因明论式多为五支作法，即首创的“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合”（应用）、“结”（结论）五部 分构成的推理形式。五支作法成了古因明的主要特征。新因明的创始人为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论师陈那（约440－520年）。陈那前期代表作是《因明正理门 论》，后期代表作是《集量论》。陈那之后有他弟子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7世纪时，法称对新因明又作了改造和发展。新因明将古因明的五支作法改为 宗、因、喻三支作法。我国唐代高僧玄奘（约600－664年）到印度取经，古印度因明传入我国，玄奘译出《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
古希腊逻辑：古希腊逻辑思想，与哲学思想一道，发源于公元前六到五世纪。赫拉克利特（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04－前 501年）巳经提出“逻各斯”这个概念，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既指客观规律，又指思维规律。除赫拉克利特外，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约公元前六世纪末至 五世纪初）、巴门尼德的弟子芝诺（约公元前490年－前436年）、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都对逻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古希腊逻辑的最高成就，一是以三段论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逻辑，另一是麦加拉－斯多葛学派的逻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系统是一 个词项逻辑系统，“其严格性甚至超过了一门数学理论的严格性，而这就是它的不朽的价值。”（卢卡西维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麦加拉－斯多葛学派逻辑 在人类思想史上建立了第一个命题逻辑系统。
2、古代世界三大逻辑的比较
（1）古希腊逻辑在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密切联系中，将思维形式抽象出来作为逻辑研究的独特对象。“把变项引入逻辑是亚里士多德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卢卡西维茨）如“B属于所有的A”、“B不属于有些A”等。麦加拉－斯多葛学派研究的命题逻辑推理式，如“如果第一，那么第二；第一；所以，第二”。这 儿的“第一”、“第二”是各种具体命题的抽象，在应用时可以表示各个具体命题。亚里士多德和麦加拉－斯多葛学派的逻辑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各种推理式是 否有效。在中国先秦逻辑里，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结合得比较紧，特别与政治伦理内容结合得很紧，不是将思维形式作为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先 秦逻辑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特点是特点，但不是优点，它正是先秦逻辑发展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古印度的因明这方面也不够成熟。
（2）逻辑的中心内容是推理。亚里士多德逻辑和麦加拉－斯多葛学派逻辑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推理式。中国先秦逻辑又称“名学”、“辩学”，显然它包括两个内 容，一个是名实关系问题（正名问题），一个是辩论问题。邓析最早提出“刑名之辩”，孔子强调“正名”问题，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讲的也是“白马”这个种概念与“马”这个属概念的不同。 《墨辩》讲的是辩论问题，提出了各种推理式。荀况讲到辩的问题，讲的是辩的分类、原则、背景、意义等问题，并没有着重研究各种推理式，他主要阐述的还是正 名的问题。古印度的因明，它的五支作法或三支作法，研究的都是推理式。所以，中国先秦逻辑不突出研究推理是中国逻辑发展不成熟的又一表现。
（3）古希腊逻辑在较早的时期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学校教育中的一门独立的课程，古印度的因明也如此。唐代高僧玄奘大师讲到他所见到的古印度的教育情 况，他说：“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疏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 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大唐西域记》）在古印度，因明是一门比较高级的课程。中国先秦哲学中突出的是政治伦理学说，先秦逻辑中 的正名，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论语》）的名分等级制度，所以先秦逻辑还没有从政治伦理学说中彻底分化出来。这是中国先 秦逻辑不成熟的又一表现。
（4）逻辑发展的两大动因，一是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反映到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社会上存在民主，允许辩论，允许知识分子讲话。一是数学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 逻辑提供思维工具。古希腊分成许多城邦国家，城邦间以及城邦内部派别势力之间不断地争斗离合，古希腊一些城邦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如雅典，公元前6世纪初 的梭伦改革，经过曲析，到公元前509或508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雅典终于在战胜氏族贵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奴隶主民主政治。当时的政治家需要有演说和论辩 的才能。这样就出现一批研究和培养这种才能的学者，当时称他们为智者。其中一些人教人演说，发展了演说术。另一些人教人辩论，发展了论辩术。还有一些人教 人玩弄语言歧义和其它诡辩，发展了诡辩术。古希腊智者研究的论辩术，一般是指在论辩中使用的能够战胜论敌的各种方法的总称。如明确普遍概念含义的方法，如 由反驳结论到反驳推出此结论的假设的方法。在古希腊论辩术的研究中发展出古希腊的逻辑。古希腊的数学，特别是数学中的几何学很发达，几何学最早发源于古埃 及，古埃及的几何学只是一套测地和造神庙的实用规则，是一些经验知识，古希腊的数学家，如泰勒士（约公元前624－前547年）、毕达哥拉斯（公元前 580－前500年）等，他们将古埃及的经验知识改造为一门逻辑严谨的演绎科学。传说在柏拉图学园门口就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这充分说明当时对几 何学的重视。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古希腊几何学发展的逻辑总结，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欧几里德（约公元前330－前275年）是运用亚里士多德逻辑作的几何学总 结，建立了第一个科学的公理化体系。亚里士多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也是古代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除对几何学、数学作了深入研究 外，他还广泛地研究了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经验自然科学。就以动物学来说，亚里士多德当时巳经研究了500多种动物，他对许 多动物进行解剖比较，按照它们的相似和相异的性状进行分类，将个体归纳到种和属。古希腊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促使古希腊的逻辑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高 峰。
中国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并列，当时“士” 巳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以研究学问传授知识为业，各诸侯国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盛行“养士”之风。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等都曾大规模地招纳“贤 士”，战国时期魏的信陵君、楚的春申君、赵的平原君和齐的孟尝君，这四大公子各养士三千多人。士大体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孟子、荀子等；一类是策 士，如苏秦、张仪等；一类是方士或术士，好的研究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坏的从事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一类是食 客，鸡鸣狗盗之徒。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士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对待不合需要的士，也只是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办法，很少有“杀学士”、“起禁锢”之 事。士也相对比较自由，在一诸侯国遭到迫害，可以连夜到另一诸侯国，往往会待为上卿，使展自已的抱负。“焚书坑儒”只能发生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如果秦统一 六国前“焚书坑儒”，那么在七国争斗中失败的一定是秦国。先秦的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带来先秦的思想文化繁荣，带来先秦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先秦的自然科 学，主要是天文、历法、医学、农学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先秦的邓析、墨子、惠施等人对科技都有研究，《墨辩》中讨论了数学、力学、光学等方面的问 题。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先秦逻辑的发展，但是，中国先秦自然科学，主要偏重于技术方面，而在基础理论方面，特别在高度抽象的数学的发展水平上却远远落后 于古希腊，这是中国先秦逻辑不如古希腊逻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 中国逻辑发展的中断和近代西方逻辑的输入。
中国先秦逻辑是中国逻辑史上的一个顶峰，它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秦汉统一全国后，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元前 179－前104年）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崇儒说”以后，许多非儒家学派被宣布为邪说，禁止流行，以至于名、墨学说几乎不得传世。中国先秦逻辑衰落了， 中国逻辑发展中断了。在中国学术史上，汉武帝是该万世咒骂的。秦以后的两千年，中国没有什么有影响的逻辑学家和重要的逻辑论着。西晋的鲁胜（生卒年代不 详，约在公元三世纪至四世纪上叶之间），他研究了先秦逻辑，特别推崇墨辩。鲁胜是一个逻辑史家，他不是一个逻辑学家，因为在逻辑学的研究上，他并没有提供 什么新的东西。唐代高僧玄奘（公元596－664年）自印度输入因明，也只热闹了几十年又消沉了。直到近代，才有西方逻辑输入我国。
欧洲进入中世纪，古希腊逻辑经阿拉伯人介绍传入西欧，在宗教神学的统治下，逻辑与哲学、自然科学一样受到很到很大的歪曲和压制，但是，逻辑仍顽强地向前发 展着。一方面，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和麦加拉－斯多葛逻辑的基础上，中世纪逻辑学家研究了非范畴词的理论、指代理论、命题的真值条件的理论、命题逻辑、 词项逻辑、语义悖论的理论等，孕育着现代逻辑的萌芽。另一方面，中世纪逻辑学家从事逻辑教学，在中世纪，逻辑是大学的技艺课程（“三艺”：文法、逻辑、修 辞）之一，是为了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训练，以便从事法律和神学的研究。当时，著名的逻辑教材有阿伯拉尔的《论辩术》、西班牙的彼得的《逻辑大全》等。
近代资产阶级出现在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统治需要逻辑，资产阶级发展生产要研究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也需要逻辑。欧洲近代就出现了英国弗兰西斯·培根 （1561－1626年）的逻辑、法国“波尔－罗亚尔逻辑”（也称“王港逻辑”，笛卡儿派的阿尔诺和尼科尔着，原书名为《逻辑，或思维的艺术》，1662 年出法文版，1685年出英文版）、德国威廉·莱布尼兹（1646－1716年）逻辑、英国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年）逻辑等。培根和 穆勒创立和发展了归纳逻辑，莱布尼兹是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亨利希·肖尔兹在《简明逻辑史》中说：“人们提到莱布尼兹的名字就好象是谈到日出一样。他使亚里 士多德逻辑开始了”新生“，……这种新东西是什么呢？它就是把逻辑加以数学化的伟大思想。”
中国明朝后期，西方大批传教士来华，他们一边传教，一边教授西方的逻辑和科学著作，许多人以教授逻辑和科学为手段来达到传教的目的。西方的逻辑、数学和其 它自然科学输入我国。李之藻（1565－1630年），浙江人，曾从传教士利玛窦讲求西学，后与传教士傅汛济合译《名理探》，该书原名是《亚里士多德辩证 法概论》，是十七世纪初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耶稣会会士的逻辑讲义。李之藻翻译《名理探》后两百多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大败，1896年清政府 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一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震惊，纷纷主张维新变法。严复（1853－1921年），福建人。他 认为中国要维新变法必须向西方学习，所以他就着手系统地翻译西方启蒙思想家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 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1900年，严复开始翻译《穆勒名学》，穆勒书的原名为《逻辑体系：演绎和归 纳》，严复译了半部，但巳包括了演绎的全部和归纳的重要部分。译本于1905年出版。1908年后，严复又翻译英国耶方斯（1835－1882年）的《名 学浅说》。自此，西方逻辑开始陆续输入我国。
由上面中外逻辑史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先秦逻辑在当时就不如古希腊逻辑，先秦之后中国逻辑发展又中断了近两千年，可见，
中国是一个缺乏形式逻辑传统的国家。近代逻辑与数学、自然科学一起自西方输入，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却变化不大，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学过逻 辑，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逻辑和科学的态度上也不妥。中国知识分子中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对西方的东西全盘接受的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张之洞语）的态度，学西学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学西学是为了“制夷”，这种 爱国热忱应肯定，但他们对西学的认识太浅薄了。他们将西学看成是一种技艺，比老祖宗传下来好一点的工具，没有想到需要以西方传入的逻辑和科学精神来重铸自 己的“灵魂”，使我们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近现代西方输入的逻辑、科学精神的结合。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我们头脑现代化，我们的头脑必 须既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又是现代化的。遗憾的，我们许多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还统治着自己的头脑。
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
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有什么缺陷呢？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教授曾说：“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 附会。”（见1998年4月16日《文汇报》）一句话，思考问题缺乏逻辑的严谨性，经不起推敲，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危害极 大。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哪些表现呢？
（一）不符合历史事实地贬低外国，美化古代中国，甚至荒唐地认为西方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巳有之。
现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1953年给J·E·斯威策的信，论述西方科学的基础，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 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 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这一段话的意思很清楚，爱因斯坦在分析西方科学发展的原因和中国古代这方面的不足。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1961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和胜 利》中全文引用了这封信。李约瑟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就是要说明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院士在解答“李约瑟难题”（近代中国科技为什么 日益落后于西方）时指出，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善于做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也不从事有控制的实验和对自然界有系统 的观测，所以对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种猜测，缺少科学根据。”（1998年9月20日《中国教育报》）
现在令人惊奇的倒是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时，爱因斯坦话的最后一句竟然翻译成这样：“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 部做出来了。”别人说我们不行的话，我们也要反过来翻译，把古人不行的地方说成行。在我国一些研究《老子》、《易经》、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古代科学哲理的 着述中，往往不辨真伪地按照错误翻译引用爱因斯坦的这段话，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杨百顺教授在《比较逻辑史》一书第47页里就引用爱因斯坦的这句话，驳斥 “中国无逻辑”说。
在有些人那里，“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成了“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闭着眼睛瞎说什么：“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 古希腊有什么？几个雕塑，而且还没有胳膊。”（某电视导演语）“莎士比亚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有关汉卿！”（某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语）这些话都是不顾历史事 实的胡说八道。我们青年应该热爱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应该热爱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的眼界决不能狭窄，我们的胸怀必须宽广，目光远大，这样 才能作21世纪的新主人。
宗白华教授还指出：“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 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巳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 好笑又可气。……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 么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 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既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 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说了。
又如，当1986年著名的哈雷彗星按人们的预言准确的过近日点回归时，全世界的各种舆论都在欢呼科学的胜利，而我国有的学者着文讲中国是最早观测哈雷彗星 的文明古国等等。这种议论很值得分析。对哈雷彗星的天文观测，在中国史书上，从《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到《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宣统二年 （1910年）共有31次记载，这表明我国是一个很早对彗星作系统观测的国家，但是，能说中国早就发现了哈雷彗星了吗？
我们知道，英国天文学家哈雷（1656－1742年）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1642－1727年）的好友。牛顿在研究行星运动之后，兴趣转向了 彗星。他观测1680年出现的彗星，计算其轨道，发现正是万有引力定律所预言的抛物线。其它彗星呢？有的彗星能否回归？回归周期如何？这是一件极其繁重的 工作，不得不请他的好友哈雷去做。为研究彗星的运行规律，哈雷收集了从1337年到1698年各种彗星的观测资料，编了一张比较表，新的发现出现了。他写 道：“相当多的事情使我不得不想起，阿比安所观测到的那颗1531年彗星，跟开普勒和龙格蒙丹所描述的1607年的彗星是同一颗，也就是1682年我自己 观测的那一颗。全部轨道根数都完全一致，只有周期不等，其中第一个周期是76年零2个月，第二个周期是74年零10个半月。显然这里面有些问题，但是它的 差别并没有大到可以认为它不是某些物理原因所引起的。……我就用这样的原因来解释彗星周期的不等，并有把握地下决心预言这颗彗星在1758年还要回来 的。”当时许多人不相信，说什么生于1656年的哈雷，到那颗彗星预言的回归期1758年，哈雷可能早巳不在人世了，那么彗星不回归也就死无对证了。但 是，法国数学家克雷罗相信哈雷的预言，他进一步具体计算了木星和土星对这颗彗星的摄动作用，将这颗彗星下一次过近日点的日期定于1759年4月中旬。 1759年3月13日，全世界天文学家盼望巳久的这颗彗星终于过了近日点。为纪念哈雷的不朽功绩，这颗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中国天文学家只是在哈雷 发现哈雷彗星后，根据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才知道中国史书上有观测到有关哈雷彗星的31次记载，而在过去，根本不知道这是同一颗彗星的31次回归，反而认为 是31颗彗星的31次出现。中国的天文观测资料虽然很宝贵，但都是一些孤立的、个别性的经验知识，牛顿和哈雷的万有引力理论是普遍的规律性知识，两者在认 识层次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沾沾自喜的理由。相反，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民族长于经验认识而缺乏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
（二） 在当代中国的分析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模糊笼统造成的逻辑错误俯拾即是。
近一些年，我们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各种报刊杂志宣传媒体上，“祖国”这个神圣的字眼频频出现，但是，只要我们认真作一些逻辑分析，就会发现“祖国”这个 概念用得混乱不堪。例如，近几年在十月一日国庆前后，许多报刊、电视和广播里出现“祖国生日”的提法。1994年10月3日《扬子晚报》第九版左下角照片 作如下说明：“南京夫子庙华灯齐放，庆祝祖国母亲的45岁华诞。”这个提法极荒唐，当时我57岁，祖国母亲才45岁，那么我前12年又生活在何 处？1995年10月20日《中国妇女报》报道：“国庆节前，对黑龙江省3市、4县17所中小学的820份调查问卷表明：半数的学生不知道祖国生日的年、 月、日”，显然，这里都将“祖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中国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讲出远古时代炎黄二帝何年何月何日创建中华祖 国的，所以，被调查的半数不知道“祖国生日”的中小学生的头脑是清楚的，而另半数中小学生、去调查的老师和有关领导、报刊的编辑记者，他们的头脑却是糊涂 的。
又如，1981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不悔当初》一文，最后一段这样说：“这里，还值得说一下的是，在儿女们回到祖国母亲身边的一段时间里，也曾发 生过母亲错怪甚至错打的事，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但是，在忠诚于母亲的”赤子“眼里，母亲总归是母亲。她饱经风霜，历尽沧桑，她是勤劳的，善良的，多情 的，但她不是圣母，不沾一点尘埃，没有一丝过错。而当看到我们的母亲改正了错误后，对她的爱就变得更加深沉、更加强烈了。许多老教授、老科学家在自己垂暮 之年，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表达他们决心为自己祖国奋斗终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巳。这种高尚的情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大大发扬，特别是今日象华 罗庚同志”当初“年纪的青年人，正当为祖国出力的大好年华，更该努力啊！”广大人民都记得很清楚，十年浩劫中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是林彪、江青两 个反革命集团，但是，该文却说什么是“祖国母亲错怪和错打自己的儿女”，这是把“祖国”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混为一谈，为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脸上贴 金。党会犯错误也会改正错误，老教授和老科学家在垂暮之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该文说什么：“祖国母亲改正错误”，显然，又把“祖国”与“中国共产党”混 为一谈了。只要一想到有人说什么“祖国母亲犯错误”，我们就会感到这是对我们心中祖国母亲神圣感情的一种亵渎。
再如，在一些文艺作品里，不适当地将近代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套到古代，一讲爱国，就是打契丹人、打匈奴人、打辽人、打金人等等。杨家将抗辽，岳飞抗 金，杨家将一个个为国捐躯，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临产前大破天门阵等等，辽和金都是敌国，杨四郎到辽当附马是卖国投降，京剧《四郎探母》是一个宣扬卖国 投降主义的大毒草，……。这里宣传着错误的历史观点，辽国和金国是侵略中国的“敌国”吗？我们知道，辽和金都是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我们不能以 宋朝昏君的眼界去看待这段历史，给宋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是宋昏君和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朝庭缺良将，佘太君是一位百岁的离休老干部，不能安度晚年，却要 挂帅出征。穆桂英巳到预产期，不能进妇产科医院等待分娩，孩子生在天门阵里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分成各个诸侯国，汉末中国也分为魏、吴、蜀三国，在 这些时期，这个国的人到别的国当大臣，反过来打自己故国的事很多，但我们不会去讲那个人卖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各国都是汉族政权，而宋朝面对的辽和金 都不是汉族，所以，我们才认为杨四郎卖国。可见，在我们心灵深处存在一个大汉族主义的王国，把“祖国”这个概念局限于汉族建立的国家。这是很错误的。我们 必须记住，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上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不论当时是汉族政权还是其他民族政权，都应该赞扬，清康 熙和唐李世民一样，都是杰出的历史人物。使我们伟大祖国病弱落后，不论当时是汉族政权还是其他民族政权，都应该谴责。我们并不否认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纠纷存 在着是非，但我们必须强调这种是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兄弟姐妹之间的是非，与近代发生的我国与侵略我国的国家之间的是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是非问题。青年 人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多知识，但学历史必须持有正确的历史观点。我们还应该时刻记住，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民族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 题，对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慎之又慎。苏联为什么这么快解体呢？因为大俄罗斯主义使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其他民族谁也不想与俄罗斯生活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既要 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这两方面里，我们更要警惕大汉族主义，因为历史上，汉族统治者长期残酷压榨各少数民族，欠各少数民族很多。我们 一些人，汉族对其他民族的支援看得很多，而其他民族对汉族的支援却看得很少，这是不对的。汉族人多，经济发达，象一个大家庭里的大哥哥一样，就应该多邦助 邦助自己的弟弟妹妹。我们的祖国应该是一个各民族平等和睦共同发展的大家庭，这样，我们的祖国才有光辉的未来。
思维模糊笼统造成的逻辑错误的例子还很多。1985年11月4日《人民日报》批评某报评论员文章，指出该文充满逻辑错误。某报评论员文章的标题：《共产主 义理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它的主项和谓项的搭配就不恰当。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立后才有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至今大约才有150年的历史，中华民 族却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才有150年历史的共产主义理想怎么能成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显然，按文章的这个标题是无法论证的，所以就用 “伟大理想”偷换“共产主义理想”来论证。我们知道，这篇评论员文章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到一起的是对中华祖国的热爱，并不在于他们是 否接受共产主义理想，以共产主义理想来划线，必然会排斥大批热爱祖国的朋友。
1997年7月28日《扬子晚报》第一版上说：“通过开拓广东市场，不仅可以扩大苏货在广东的市场份额，而且便于江苏产品顺利地进军国际市场，特别是向港 澳台市场进军。”该报将香港和台湾市场都认作国际市场，完全无视香港巳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的事实，也完全无视五十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台 湾自日本回归祖国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邓力群同志（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比如婴儿死亡率，美国是 14.1‰，我国城市是12‰，而北京市降到7‰左右。外国人到中国参观，说我国穷，但是同时也承认，我国的孩子们长得很健壮，就是灾区也是这样。”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逻辑上的比较法要求比较必须在同一关系下进行，我们怎么能将中国城市的婴儿死亡率与美国的全国比呢？1984年3月 25日《人民日报》公布1981年我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4.68‰。那么，邓力群的言论不是在宣传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吗？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前夕，为铭记1842年签订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这一国耻，在当年谈判的南京下关静海寺铸造警世钟，警世钟铭上说：“帝国主义强加于我之不平等条约，即始于此。”这儿概念又混乱了，请问，1842年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吗？
杨秀峰同志（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1981年1月8日《人民日报》上说：“现在人们痛定思痛，为了防止不再发生林、江一类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 领导权的反革命事件，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活有严重的逻辑错误。按 规范逻辑，“防止不什么”等值于“应当什么”，显然，杨秀峰同志决不会认为：“应当再发生林、江一类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的反革命事件” 的，所以，这段话中的“防止”和“不”中必须去掉一个。在重庆某学院的食堂门口，贴着一条标语：“严禁不将食堂碗筷拿出去！”这条标语所犯的逻辑错误与杨 秀峰的话是相同的，这条标语中去掉“不”字就可以了。
1998年夏抗洪抢险的口号是“严防死守”，这口号有歧义。同样根据规范逻辑，“严防什么”等值于“应当不什么”，例如，“严防贪污腐化”就等值于“应当 不贪污腐化”。所以，“严防死守”等值于“应当不死守”，应当不死守，那么又如何活守呢？经过几天的观察和思考才知道，“严防”中的“防”不是讲“防止” 而是讲“防汛”它是一个独立的要求，因此，这口号如果改为“必须严防，必须死守”或者改为“严防和死守”，那就不会产生歧义了。我们知道，任何口号命令切 忌有歧义。抗美援朝战争中，我某步兵团第一营经过两天激战，向团指挥所发电：“我一连攻占210、220高地，伤亡较大。下步如何行动，请指示。”团指挥 所回电：“一连休整，二连坚守210、220高地，三连向235高地发展。”由于在“一连”两字上的歧义，结果该营不仅未能向235高地发展，反而由于敌 人的反击，210、220高地得而复失。（李斌全：《普通逻辑教程》第22页）
（三）对于未来的21新世纪，中国传统的模糊笼统缺乏逻辑严谨性的思维方式，更是大展宏图。
面对即将到来的21新世纪，人们充满着希望，作出各种科学的预测，例如，在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以后，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必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 一；例如，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等等。但是，有一些对21新世纪的预测，我认为是缺少科学依据的。 例如，季羡林先生说：“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 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牛棚杂忆》 第257页）“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不能克服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中国文化有如此神奇的效用 吗？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的论述，可以说，中国人口达到12亿多这么庞大的数字，中国的传统文化应承担重要的 责任，要让中国文化去解决世界人口爆炸问题，实在有点南辕北辙。中国文化内容很多，但似乎没有减少氟里昂，避免臭氧层进一步被破坏的论述。在我看来，世界 面临的各种难题，要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文化与其他国家的文化相结合，取长补短，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只靠中国文化是断断不行的。
有些人不仅推崇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而且进一步认为21世纪里，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东亚将成为世界新的经济中心，说什么，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 “东亚世纪”等等。这种论调在亚洲金融危机爆炸前很多，当时日本、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很快，一片乐观情绪，显得十分得意忘形。1992年8月16日 美国《先驱论坛报》这样说：“”太平洋世纪“、”东亚世纪“意念的最大缺陷，并非是东亚的政治、人口、环境和资源的弱点。虽然东亚地区的人民非常勤奋，非 常能干，在价格上富有竞争力，但是，他们都继承着一个缺陷的文化，极其缺乏独创性、发明性、幻想力和创造力。
尽管东亚占有世界人口的1／3，但是，它不是现代思想的一个来源，……他们的产品是建立在改良方面，而不是象美国公司那样建立在革新和创造方面，太平洋世纪不能建立在借用他人技术的基础上。……现在是适当埋葬它并承认美国仍然是”上升中的太阳“的时候了。”
1997年开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前一些年的盲目自大情绪泼了一盆冷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亚洲一些经济发展快的国家，象日本、韩国、泰国、印尼、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存在着严重的泡沫经济，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很脆弱，经不起风暴。所以，现在再认真看一下美国《先驱论坛报》上讲的那些话还是有意义的。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在进入21新世纪前，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我们有理由相信，台湾迟早也会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会更加强大。我们在改革开放的20年 中，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今后也会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我们切忌不要盲目乐观，以致忘乎所以，说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华人的世纪等等。什 么时候我们头脑发热，忘乎所以，我们就要犯错误走弯路了。我们这些年经济发展比较快，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及世界经济展望报告，1990年至 1998年九年间，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4％，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1.2％，居全球排名第一。（1999年6月5日《扬子晚报》）但是，我们必须 看到，我们这些年经济增长率这么高，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原有基础差有关，在我们经济实力增强一倍后，每年经济还能维持 11.2％左右的增长吗？中国有12亿人口，即使我们这20多年经济发展比较快，但按人口平均计算，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在世界上排名一百多位，我们能头脑 发热飘飘然起来吗？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需要几十年戒骄戒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中国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
这一些年，党和国家重视科技，提出“科教兴国”的方针，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但是，对中国科技发展也存在着盲目自大情绪，例如，说什 么21世纪世界科学中心会转移到中国等等。科学中心是会转移的，近代科学中心起于意大利，后到英国、法国、德国，现在美国。中国科技还很落后，至今尚无人 得到过诺贝尔奖，毫无迹象表明世界科学中心会转移到中国来。在中科院召开的1999年度工作会议上，院长路甬祥透露，我国目前的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上排第十 三位。综合考虑科技投入、科技产出以及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力，可以把世界各国大致分为五类，中国属于第四类。
第一类为科技强国，美国。第二类为科技大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第三类为中等科技大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荷兰、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典、韩国等。第四类为科技发展中国家，印度、中国、巴西等。第五类为科技欠发达国家，以大部分非洲国家为代表。
用定量的语言描述，以美国的科技实力为100，日本约为美国的3／4强，德国约为美国的57.8％，俄罗斯约为美国的1／4强，中国约为美国的1／5强。（1999年4月29日《扬子晚报》）。这是一个很清醒的认识。
1997年3月10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科教兴国”专集，其中对比中、美两国国民的科技素质，从科技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三方面比较，在科技知识方 面，中，美两国国民差不多，而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两方面，中、美两国国民差得非常多。美国政府关于科学素养有八条规定，其中一半是关于科学方法的，而我 们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我国的大、中、小学忙于科技知识教育，而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教育却十分缺乏。1999年3月10日江苏电视台讲到中国科技协会的一 份调查，说我国76％的人缺乏基本科技素养，许多人连“计算机软件”这一名词也不知道，具有科技素养的只占人口的3.5％。
三、几点分析
（一）危害：政治上决策失误。例如，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1966年5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事隔33年后 重读《516通知》，只感到这《通知》腥风血雨杀气腾腾，在这《通知》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成千上万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读这《通知》时全身直冒凉 气，心中充满着悲愤。这《通知》指出要批判“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 物）”，“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 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516通知》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如此严重的估计，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和各文化领域，都有一 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什么根据？凭什么调查研究得出如此严重的结论的？另外，毛泽东同志还讲过：“我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八亿人口为什么就要斗 呢？思维模糊笼统，一片混乱，毛泽东同志又要亲自发动和领导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必然带给全国人民一场长达十年的大灾难。经济上走到了国民 经济崩溃的边缘。思维模糊笼统用到工程建设上必将造成桥梁塌水坝垮的结果。用到爱国主义教育上，完全缺乏说服力，缺乏生命力。我们特别要警惕狭隘爱国主义 这股逆流，希特勒当年鼓吹狭隘爱国主义，把人类拖入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同样的，我们现在宣传狭隘爱国主义，国内民族矛盾会激化，国际关系会紧张，对我们 的国家和人民是极不利的。
（二）心理学根源：宗白华教授说：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任意夸大为“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爱听恭维话、硬撑门面、只图表面光彩、明知落后又不甘承认落后、死要面子。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灵魂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精神胜利的“阿Q”。
中西哲学思维的差异及影响
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是中西方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两个明显的不同特征，对中西方哲学致思的方向，以及对中西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知性思维与古希腊哲学
知性思维是古希腊哲学总体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它表现出对于纯知识的追求，对于抽象逻辑的热情。
“哲学”一词，源出希腊文philosophia,即爱智慧的意思（此并非否定中国哲人的爱智慧，只是中国人不愿将其作为学问的目的。）。这一本义导引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基本路向，奠定了其“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求知出发点。
据说，泰勒斯有一次走在路上，因只顾观察天象．不慎跌人泥坑中，遭到一个女奴的嘲笑，笑他只想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却不知道地上和身边发生的事。后来柏拉图认真对待了这一嘲笑，认为该女奴无意中说的话实际上对所有哲学家都适用。哲学家们经常驻足在常人熟视
无睹的地方，凝神思考。他们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并非为了达到什么直接的实用性目的．而是为了满足求知的本性。哲学家们排斥了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追求，使哲学成了为智慧而求智慧的纯思辨活动，“它涉及满足某种渴求理解的愿望，而不属于实用范围”。
对形上本体的探索，最能反映古希腊先哲们知性思维的特征（用知性思维来说明西方本体论发端的原因，并不能因此被引以为证明中国先秦时期没有或缺乏本体论的 证据。但中国的本体论更偏重体用一源、当下即是，在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之中有着明确的“人道”实践指向。）。为知而知的出发点将哲学家们的目光引向了遥远 的天际和抽象的思维领域，产生了从伊奥尼亚派“形体质料说”到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流溢说”之丰富的本体论思想。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求知的本性”让哲学家们在“自然”的自然现象面前感到了“不自然”，感到“诧异”，激起了强烈的好奇心，这个好奇心进而令他追根问 底，层层推理，最后提出了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原的哲学问题．如果说“爱智慧”是“哲学”一词的本源意义或者说是哲学之本性的话，那么，“本体论问题可以 说最能体现哲学本性的问题了。
古希腊知性思维的特征还表现在逻辑学的成熟上：古希腊人更侧重于对思维本身、思维形式本身进行反思，其思想更能走向抽象逻辑理论的深处，从而他们经过自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不断努力，最终建立起一整套更为严密的概念、判断、推理的体系。
二、实践思维与中国先秦哲学
实践思维的主要特征在于现实性与目的性的合一：思想的出发点以现实需要为指向，并普遍接受这一目的的制约。也可以说，实践思维有着求实用、求功利的特质， 但不能因此就把它与有着特定历史内涵的西方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范畴之间划上等号，它不涉及道德标准问题，而只强调一种认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它也不 同于作为获得科学途径的实验主义或者审视知识之结果的实证主义，虽然它们也具有与知性思维相反时的一画，有着反形而上之空想玄谈的倾向，但这仍逃不脱在人 的外围世界打转转儿，仍然是为一个解释而已。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显著特征，也是实践思维的主要表现。言人道必言天道，言天道意在人道；行是知之依归。知是行之先导。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 “中国哲人探求真理，目的乃在于生活之迁善，而务要表现之于生活中，‘学说’乃以生活行动为依归。”《论语·公冶长》载：“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 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为什么孔子不言天道呢？孔子是很衙实际的人，也继承了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不言天道，少谈鬼事，都是为重人事。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这里．荀子已明确将行动上的实践作为认识世界的直接目的。
主张“贵用”的墨家，不仅在思想体系上具有实践思维的明显特征，而且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墨子及众多门徒在行动上也亲自参加生产实践。至于老庄之“道”与 “无为”．亦无非是另辟蹊径的人生处世之道吧。如果说没有什么概念比“求真”二字更能把握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实质了，那么，实践思维则更在“求真”与“求 善”的结合。
三、中西哲学的总体特征与差异
中两哲学发展的原点时期所具有的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的特征和差异，实际上也适用于中西哲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和总体差异。尽管这个整体发展模式在某个时期或个 别思想家那里有过不同的偏离，但这也正如原点所具有的个别现象一样，并不影响中西哲学所带给我们的整体印象。宋明理学的高度思辨有“知性思维”的味道，让 讲究实际的中国人受不了。以至于他们把宋明两代的灭亡加罪在这些“无事闲来谈心性”的学者头上。并很快就以“经世致用”之学扭转其发展的方向。
反过来，在西方，自苏格挖底提出“德性就是知识”，号召哲学家关心人事后。哲学家无不以改善公众事物为己任，柏拉图的“哲学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 学”。斯斯多亚派的“世界公民”都指向了政治实践，然而，在对待人事的方式上．他们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拿出“对待自然的一套来研究人事，采取逻辑分析 的态度，作纯粹理智的思辨”。所以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在中西哲学上的差异尚不只在研究范围上，而更在研究方式和态度上。
总之，实践思维和知性思维成为中西文化中两种不同偏好的认知态度和方式。在思维起点上，实践思维以“实用”为求知的首要动因，知性思维以“求知”为求知的 出发点(此即所谓追求纯知识的热情)。在思维内容上，一方面，二者关注的对象各有侧重，实践思维关注人及其与自然的合一，知性思维关注自然、关注外在于人 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在同一内容的思维领域里．实践思维关注于人的德性实践，知性思维则以重分析与思辨的方式表达了对道德理论方面的关注。
四、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之影响问题上的中国式反思
当中国人在近代战争中败于西方人之手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便成为噩梦惊醒后的直感选择，然而不过是技艺的模仿和政治的抄袭。没有触及问题的根 本。于是二十世纪后的人们开始在文化思想领域去寻找问题的症结，其中最具实质性的问题是，在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没能孕育出西方的 “科学”与“民主”来？
梁漱溟、牟宗三、冯友兰等一代巨匠都曾站在肯定中国文化的角度对传统思想重新审视，对此问题提出过一系列比较合理的解释。实际上，在“科学”产生的问题上，正是实践思维模式让我们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
在实践思维功利性目的的影响下，“中国主要发展起来的是应用型知识体系”，即使“理论的建立也必须是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无论其针对生存意义．经济基础层面 的现实需要，还是观念意义、上层建筑方面的现实需要”。反之，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若不能看到直接的实用价值，则为学界所不齿。《墨子·鲁阿》载：“公输子削 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巧。
子墨了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故所谓巧，利于人渭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公输之此时表现的尚是一种技艺，远非抽象的科学理论性的 知识，却已不能为人所容，那就难怪在知识的旅途中，中国人与超越于实用意识、偏重思维抽象和逻辑推理的西方人最终分道扬镳：他们选择了科学，中国人选择了 技术。
如果我们庆幸自己还有技术，那么技术这棵苗在中国实践思维的土壤里却缺少充分的营养。首先，实践思维欠缺有时甚至鄙夷知性思维中可贵的思辨精神，而理性思 辨在理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中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指导作用，很多功利性目标的实现便离不开理论思辨的前提。其次，很多事物在其产生之前 甚至在产生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其作用及程度是很难一眼望穿的，所以，戴着效用意识的近视镜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
谁能说公输子发明的“鹊”不是中国第一架飞机的雏形呢？可惜被墨子狭隘的实用思想一句话抹杀了!最后，实践思维中极端的道德、政治实践目标钝化了中国人向 外、向自然界的追求，在“自然一人一社会”的结构中，“义欲之辩”、“义利之辩”让人们惭愧地弱化了物质追求的欲望。天人合一、真善合一的表面形式最终被 “以天抑人”、“以善制真”的实质内容所代替。
从中国人的聪明，看一个民族的思辨能力
一、论中国人的聪明
聪明系与糊涂相对面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陈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亦绝顶聪明语也。（参考：陈眉公醒世三十六语）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 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明证。或谓此 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此尚系题外问题。
惟 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 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 老猾巨奸之哲学无疑。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此种道理，自亦有其佳处。世上进化，诚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之安。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则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若“有福莫享尽，有势莫使尽”，亦极精微之道也。
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由聪明转人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惟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重轻？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锦州之退。聪明所误也。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背城借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一战。夫玉碎瓦全，糊涂语也。以张学良之聪明，乃不为之。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白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
否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吾读朱文公《政训》，见一节云：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轻挫抑，则自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 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猾巨奸，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糊涂乎？则未易言。 在中国多—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晓，憨憨直到老。举国皆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 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是国家之幸乎？
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蒂，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呜呼，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
二、一个民族的思辩能力
黑格尔说过：“东方不是思辩的民族，而是伦理的民族。”
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成了人们混世的金科玉律。
的确如此，东方不注重逻辑思辩。这或许也是我们多有说教,难有哲学的缘故吧。
不讲逻辑，不讲思辩，这个传统我们古代就有。请看《论语》，《论语》中大多是结论，没有思想斗争的回合。《论语》的内容有让国人醉心的权术，还有孔子为我们制定的道德标准。
中国人不讲究严密的思维形式，不在乎概念的确切内容，可以是无限大，也可以是无限小，凡事以意志为之，没有一定规则，因此权变之术盛行。
中国人经常处于精神紧张和道德恐怖的状态，缺少自由思考的空间，不知在什么地方触礁，在什么角落踏雷。人性也向两极发展，不是谨小慎微，就是桀骜不驯。自我贬抑和自我放纵都是人性压抑的结果。
中国人不好思辩之学，自古已然。
没有逻辑和思辩，就忽略了现实中的变数，就容易盲动，容易铸成大错。那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缺乏逻辑？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不讲思辩呢？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因为现实太残酷，所以我们害怕面对现实。现实中的选择太少——几乎没有选择，所以我们宁愿相信“江湖术士”，宁愿相信他们所描绘的仙山琼阁。用美国作家房龙的话说，就是“在悲伤、凄惨的境况中，他们很容易听信一大群骗子的话。这些人假装成先知，传播奇异的教义”。
一个没有思辩力的群体是懦弱的群体！也是没有活力的群。因此，愚-民政策在中国长期的专-制社会，成了重要的支柱。
中国的文化许多是诗歌，但诗是理论的天敌。与思辩毫无关系。诗总归是非理性的东西。其只是通过歌颂彼岸而忽略此岸。
只有喜欢思辩的民族才会上升为优秀的民族，才会成为民族之林的强者。
中国的大众很象一群羊，总被狼赶着走。
近代，让你打倒谁，你跟着打倒谁；后来还得翻案。让你拥护谁，你就拥护谁，后来证明不对。这里有被裹挟的原因，但也说明确实缺乏思辩能力。
理性思维、理性行动、增强思辩力，或许是一个民族进步需要的。
如果集体自残、自宫、脑残、脑瘫、智障，也许很可怕。
我以为应该由“难得糊涂”变成“难得思辩”，将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提升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或许也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指标，思辩力决定一个民族的理性。
用“中国逻辑”来诊断“中华文明”
韩寒曾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其后，易中天又总结出“中国逻辑” 的特点：一、问态度，不问事实。二，问动机，不问是非。三，问亲疏，不问道理。易中天还说，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 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 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问是非，不懂道理。
将这种观点展开，就涉及“中国文明”，“中国文化”了。这也就是说，世界上有两种文明。一种叫文明，另一种叫“中国文明”。“文化”亦然！
记得我曾在中国文化在近代的结构性演化中 指出，“文化”“文明”，都是中国古老的词汇，《尚书，舜典》：“睿哲文明，温恭永塞。”“文化”的出现，较“文明”为晚。《易·贲卦》的《彖》虽有“观 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但已是秦汉时儒生对《贲卦》的附会，且还没有构成一个整词。倒是西汉的刘向在《说苑·指武》中把“文”与 “化”联用：“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不过刘向所说的 “文化”，也不是整体词，而是各有独立义，“文”指文德(与“武力”相对)；“化”指教化，即以文德来教化、感化。
“文化”这个词具有近代新义，大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当时的报刊上，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鲁迅等人的撰述中，都出现过“文化”一词。鲁 迅1908年专门写了一篇《文化偏至论》，论述文化问题。不过比较起来，当时报刊使用“文明”这个词要比使用“文化”一词为多。当时对于使用“文化”一词 的含义，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种：一、与文明同义。二、广义的，包括精神和物质。三，狭义的，单指意识形态而言。
“文化”词义的变化，以及使用频率的增多，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反映了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文明”也亦然！
这一点如我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其实是近代真实的谎言一文所写：文明的标准：一、文字的产生。二、城市的出现。三、国家制度的建立。这又涉及科学了。
介于此，那索性以科学的态度，用“中国逻辑”来诊断“中华文明”？并从徐光启和爱因斯坦所见略同说起。
与西方科学相比，徐光启认为中国科学的停滞，在于缺乏建立在形式逻辑公理系统上的数学作为基础。（陈卫平、李春勇：《徐光启评传》）
爱因斯坦曾经在一封信中说，中国因为其古代贤哲没有发明出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而赶不上西方的科学成就。（童世骏：《克服“两种文化”的冲突》）
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钱钟书《谈中国诗》）
徐光启（1562-1633），一个与利玛窦一起把《几何原本》翻译介绍到中国的人，一个信仰天主教 并且希图以天主教“补儒易佛”的人，一个高度关注农业、把甘薯移植、推广到中国的人，一个用西方天文学知识修正历法的人，在国事日非、君昏臣暗、党争频 仍、世风淫靡、士气低沉、道德沦丧、人心迷茫的晚明，确实是一个异数，一个让人觉得他是一个与这片土地和整个时代甚至更长的时段格格不入的人。他的出现， 犹如一道划破阴暗夜空的闪电，映照出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万古晦暗。毫不夸张地说，徐光启是一个为我们提供四维时空坐标的原点的人。
在精神信仰上，徐光启希望以天主教来补充儒学的不足，致力于天主教的本土化。虽然景教作为天主教的一 支，早在唐初就传入中国，但却在后来的毁佛中也被禁毁。随着葡萄牙在澳门立足，西方传教士纷纷把眼光投向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民众。于是，沙勿略、利玛窦、熊 三拔等人开始了他们的传教事业。某种机缘之下，徐光启与利玛窦晤面深谈。徐光启说，传教士的“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书，下及历算、医 药、农田、水利等”，“无不使其心悦意满，以为得所未有”，“余向所叹服者是乃糟粕煨烬，又是乃糟粕煨烬中万分之一耳”。徐光启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要“易 佛”呢？他认为：“奈何佛教东来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也。”天主教之所以能“易佛”，不仅在于它其中贯穿着和科学中一样严密的逻 辑论证，使其论点有确实性，而且它的“修身”方法切实可行，是“实修”。因而天主教以其“实学”的性格移易玄虚之佛学，是对症下药的。
“宗教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对价值的超越性作一般性的肯定，而且还建构了‘另外一 个完善的形而上的世界以安顿价值，然后用这个世界来反照和推动实际的人间世界’（余英时语）。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教徒更能够坚持理念，承受苦难，不怕孤立孤 独，不怕默默无闻。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要做到这些就更困难，就需要更强大的内在力量。”（胡平《基督信仰在中国》）
徐光启有一种传统文人所没有的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早年，他曾研究诗经，丝毫没有迂腐文人的头巾 气，显示出他对美的敏锐的感受力。后来致力于经世致用之术的研究：他力主到澳门去找葡萄牙人买新式大炮抗击清军，而且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可惜没有能够一以 贯之。受洗入教之后，他十分虔诚的信教、传教和护教，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担任大学士，副总理级别）消减人们对天主教信徒的迫害。徐光启出生于今天的上 海，当时就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也许商业活动中的变通、诚信、务实是形成徐光启这些美好品德的重要原因。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徐光启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阳明心学颇多批判。阳明心学的进步性体现为对人性的肯 定：吃饭穿衣即是天理，“良知不假外求”，“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 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然而，阳明后学却把心学中的老、庄、禅、佛部分加以放大，越来越难以摆脱儒学的痼疾，致使吉光片羽似的智慧火花倏忽即逝。 正因为这一点，徐光启对阳明心学意欲拯救人心不抱希望，对阳明心学所建构的价值体系不予认同。
“别求新声于异邦”，对于在汉语环境中浸淫日久的人来说，需要多大的勇毅力、智识力、行动力，简直是 一件无法估量的事情。无数人在方块字所构筑的迷宫里晕头转向的转来转去：君臣父子的等级制、爱有差等的家国同构体系、仁义礼智信的政治问题伦理化倾向…… 血性和智慧、行动的愿望就这样挥霍殆尽，以至于完全丧失对纠错能力进行更新的愿望。稍有新颖之处，即目之为异端邪说，标新立异，奇巧淫技。
一个人要完全摆脱时代、环境、文化的影响，就像一个人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然而，徐光启就 是具有这样一种超拔时空的伟力，这种伟力源于他对天主教坚定的信仰。徐光启在官场上的周旋，仕途的坎壈顺遂，并没有使他身陷党争的漩涡之中。当时东林党和 阉党处于剧烈的争持之中。阉党在权势上占有优势，却是传统意义上的浊流，不占有任何道义资源；东林党处于被打击排斥的地位，是拥有道义资源的清流。然而， 东林党却有流于意气之争的迂阔空疏、师心自用，也因此把一些人推向阉党一边。非东林即阉党，似乎是当时官员站队的不二之选。但徐光启却能超越于党争之外。 他不是靠首鼠两端，无原则和稀泥，而是全新的价值观和信仰给他以智慧的第三只眼，从而能洞察党争的虚妄。徐光启在感性-知性-理性-德性-神性上的修持， 端赖他笃诚不贰的信仰。
追根溯源，传统文化里并不是完全没有终极信仰和理性逻辑，其实有着很好的资源。墨子是一位百科全书式 的人物，也是一位具有宗教领袖气质的先知。明鬼、天志，是关乎信仰的终极追求；兼爱、非攻，是宗教情怀的博爱与和平思想；节葬、节用，是清教徒的俭约奉献 精神；非命、非乐，是主动进取、戒奢以俭的自强、简朴思想；尚贤、尚同，是对尊重人才、希求大同的理想世界的向往。其实远不止此。墨子是哲学家、逻辑学 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学家、军事家、教育家，更是一位富有献身精神和实干精神的先知。特别是他的逻辑学-名学思想，数学、物理学思想，如果没有后世 的摧残封堵，我们的文化本来应该也能生长出理性的智慧之花，本来应该有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双星闪耀，本来也应该有诚笃坚毅的对彼岸世界的向往。或许我们 就可以多一些“丁是丁卯是卯”的形式逻辑的认真和严密，少一些“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及齐生死、一寿夭、齐彭殇之类的辩证 逻辑的滑头和虚无。
诸子百家的各派学说，都有后人阐发光大的空间。老子学说中的无为而治，蕴含着有限政府的政治理念；庄 子的逍遥游，是有关心灵自由的诗性哲学，是汉语思想中极为珍贵的对自由的向往；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汉语中极为稀缺的有关个体主义（个人 主义）的表达，是对集体主义--集权主义的颠覆；惠施、公孙龙的“合同异”、“白马非马”，是形式逻辑的萌芽；农家，纵横家，兵家，阴阳家，杂家，也都有 可供后人吸取的营养。即使是为统治所用的以等级制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也有道德伦理、风俗习惯以及教育学方面的有益的东西。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加尔 文，马丁·路德，在基督教的传播和阐发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可惜的是，汉语原典缺乏阐发光大菁华部分的人。更多的是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这些迎合 上意的人，他们为统治者的暴力制造合法性，极力为统治者出谋献策，驯服民众成为这些所谓硕儒的拿手好戏，阳儒阴法的统治格局就此形成，并成为千百年来王权 主义长盛不衰的法宝。
汉语文明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很多文明因为处于孤立状态，不能得到其他文明的滋 养，最终自生自灭。古希腊文明并不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是在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的基础上，吸收古埃及文明、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文明、腓尼基 文明、迦太基文明、希伯来文明的精髓，从而使其达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次高峰”（恩格斯），并最终成为“一个发育正常的婴儿”（马克思）。马克思曾高度评 价希腊艺术和史诗的成就，认为它具有“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这不只是希腊的光荣，也不只是某一人种的光荣，而 是非洲、亚洲、欧洲共同缔造的光荣，说到底是我们人类共同体的光荣。
如果把整个亚欧非大陆看做一只展翅欲飞的大蝴蝶，那么地中海里的希腊正好是这只蝴蝶的横轴和纵轴的核 心。这样的地理位置为古希腊吸收各方精华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条件。在古希腊文明的内核，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文明对神的崇拜、对天文和几何的深入研究，巴比伦 文明对法律的重视，腓尼基文明对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进行改造后所形成的字母文字。字母文字在传播文明成果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一是简便易学，降低了由语言 转化为文字的难度，打破了贵族集团对文明成果的垄断，从而为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最为便捷的工具；二是减少传播的渗漏。由于表音文字的口语和文字较为 一致，不致产生太多的阐释的困难，大大有利于前人智慧薪火相传。相比之下，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则处于文字发展的初始阶段，是人类感性认识的产物，没有能够 向前迈进一步，使得文明的传播变得较为困难。
尤其要注意的是，有鉴于古埃及和巴比伦的王权过于集中，造成民众跪倒在权力面前爬不起来，古希腊创造 出城邦民主这种公共事务管理模式，这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恩格斯谈希腊人时特别指出：这个“小民族”获得了“大成就”，“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 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及的地位”。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 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自由而有荣誉感的希腊勇士在希波战争中以一当千，300勇士可以击败集权专制下的波斯50万铁骑。“人是政治的动物”，只有首先解 决人的社会性问题，才能解决好其他的问题。正因为此，希腊涌现出一大批自由、完整、健全、智慧的人，从理论和经验的层面都显示出以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先进 之处。
先哲有云，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但这句话丝毫不能减损人们探究的欲望。探究的方法可能是由因 推果，可能是由果溯因。不管这种探究对因果关系有多少真切的认识，都希望对现实有或多或少的的弥补。从徐光启、利玛窦到爱因斯坦到李约瑟到钱钟书，这些独 具慧眼的人所作出的判断，应该对我们有所帮助。
逻辑世界的天敌——“中国逻辑”
日前我与一位在法学院执教的朋友茶叙，他感慨教育之难，尤其是教化初入校门、被教科书的意识形态阴影长期禁锢了头脑、思维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大学生。他 需要破解的难题，不是事实之争，而是观念之争。论前者，真相是击碎谎言与谬误最有力的武器，将《历史的先声》、《一寸河山一寸血》摆在学生眼前，他们不得 不去正视这个国家的过去与自己的过去。论后者，真理本是至上利器，然而你的真理，却可能是他的邪说，你的正路，却可能是他的邪路。观念的战争，往往会陷入 争论双方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困境。你对一个做惯了奴隶的人述说自由的美好，磨破口舌，他只冷冷回一句：“我现在的生活好极了，为什么还要自由 呢？”你能奈何，将自由的价值塞到他手上，不够独立的他，终究不会享用，反而使自由贬值。
他问我：你当年如何反洗脑，如何消解高中政治课的余毒？我不禁苦笑。高中三年，我一直畏政治如虎狼，高考五门课，惟政治成绩最差。然而，即便不曾深入门 径，依旧受其荼毒：我在大二之前，都是辩证法的虔诚信徒。好在比起大多数同代人，我中毒尚浅，消毒工作相对简易——据我的经验，一是读胡适、王小波等，不 仅要看他们说出了什么道理，更要看他们怎样说理；二是学一门逻辑课，若读法学专业，则十分便宜，记得法学院都开设“司法逻辑”或“法律逻辑”课程，学完这 门课，可试用逻辑之刀解构政治教科书上的宏大理论与话语，一刀见血，刀到病除，因为我们的政治教育几乎毫无逻辑可言。这第二点经验，其实包容了第一点，胡 适、王小波说理的力量，恰恰在于其严守逻辑。所以若由我现身说法，药方只有一剂：逻辑。
说到逻辑，我们都想起了那句名言：这世上有两种逻辑，一是逻辑，一是“中国逻辑”。在中国，逻辑的最大敌人，恰恰就是中国逻辑；因为严格来讲，后者并不配称为“逻辑”，其实质毋宁是反逻辑，玷污了逻辑之名。
中国逻辑到底是什么玩意？
易中天先生曾将中国逻辑归为三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我的归纳不如他缜密，却更具体，所指更为鲜明。
中国逻辑的第一表征，是国情论，即用国情为吾国的一切症结辩护，为一切罪孽洗白。江平先生说，30年前我们批判两个凡是，现在要批判两个谬论：稳定压倒一 切，中国情况特殊论。中国自然有其国情、有其特色，这决定了我们不能教条化，不能奉行“拿来主义”。只是，中国的国情与特色，不该成为阻止我们“拿来”真 理的借口，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讲，倘若真理不合国情，那么需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非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可惜，对中国逻辑的 坚守者而言，这些话始终不大入耳。他们眼中，国情的阴霾，阻断了眺望真理的视线，只能惜取眼前物，国情——如贪腐、专权——即存在，存在即合理。
第二表征，是辩证法。它与第一表征如胶似漆，互为表里。辩证法为国情论提供了论证的工具：哪怕国情再不好，辩证来看，总有好的一面。国情论则为辩证法制造 了运行的语境。要言之，辩证法的作用，一是捣糨糊，二是遮羞布。它最大的害处，在于混淆了是非善恶，因为一旦辩证起来，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善中有恶，恶 中有善。再如，用辩证法审视官员腐败，虽然违法，却润滑了科层制，提高了办事效率，并不全是坏事呢。
第三表征，是诛心，即易中天所云“问动机，不问是非”——须知心之为心，动机之为动机，恰在于不可测问。当然这不是中国逻辑独有的病症，却在中国流毒尤 烈。你批评一位名人，他的粉丝立即上前围攻，质问你什么动机，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机炒作，进而上升到人格问题、立场问题——凡事不论理性论人品，不论事 实论立场，结果只能是各执己见，双方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微弱。
第四表征，是附会。以旧闻为例。据陈伯达秘书缪俊胜回忆，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厕所未标男女，其间陈伯达上厕所，出来碰到江青，江火了：“你怎么 上我的厕所？”陈解释，这里并未标示男女。“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江青的不讲逻辑或“中国逻辑”，其一是霸道，将会议室厕所 的主权纳入自己名下；其二是附会，将厕所与卧室等同，将“上我的厕所”与“闯我的卧室”混为一谈，事实上，厕所与卧室本不相干，“上错厕所”并不必然会导 致“上错卧室”，二者之间不能递进，将它们强行牵连在一起，便打乱了逻辑的前提。
第五表征，是混淆：从混淆公私，混淆道德与制度，到混淆是非，混淆善恶。譬如有人因私德不谨，曝光天下，其论敌便谓：依你这德行，假如上台执政，必定是一 大贪官、酷吏。这种论断常能蒙蔽一些受众。然而，稍加明辨，当可知贪官和酷吏，与其人的德行并无必然关系，而取决于制度的设计，公权力是否受到了制约。制 度不改，谁上台都一样，君子执政，转眼便是小人。对道德与制度的混淆，可谓吾国的一大沉疴，导致我们的制度建设，屡入误区而不自知。
这五大表征，犹如五毒，身染其一，理智便受损伤。扪心自问，我亦不敢说自己健全，所以这些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
重申一点，中国逻辑不是逻辑，而是逻辑的天敌——如今任何词语，只要加上“中国式”、“中国特色”的修饰，一瞬之间，即由褒义变成了贬义。然而，你要想“读懂中国”，就必须洞察中国逻辑的本质，洞察的前提，你必须具有逻辑。这正可以回答，逻辑为什么重要。
逻辑，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规则，是对思维过程的抽象。逻辑学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7门基础学科中的第二门，仅次于数学，《大英百科全书》把它列为5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逻辑学的重要性。
逻辑能够对人的思维起到规范作用，让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正确，对问题的处理也会更加合适。
遗憾的是，逻辑学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中学时，涉及极少。在高校中，也主要是文科的学生在学。很多人感觉逻辑学不过是文科中的一个科目罢了，没有必要大家都学。这是错误的认识，逻辑学应该从高中就开始学，而逻辑思维则应该从小学就开始训练。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 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 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就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同样的一个 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 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几个人讨论马。第一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000斤重的马。第二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厘米长的马。第三个人说，你们是开玩笑吧，哪里有 重达万斤的马？更不会有10厘米长的马！第一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河马！”第二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海马。”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一概念理解的不 同，造成了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海马和河马都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马，此处只是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 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 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我国的灯谜，大多也是靠着偷换概念来实现。
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中用了“屁精”一词，引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质疑，因为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善于拍马屁，二是指同性恋。理解不同，对小品的评价也就有了不同。
再如，我们讨论美女的时候，一个人说这个女孩好漂亮，另一个人说一般情况，又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是个恐龙嘛！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因为在他们心中，美女的标准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讨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一些争论，往往各说各理，谁都不服气，虽然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语，但是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即这同一个词语，表达的却是 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个话题，怎么会有结果呢？当然，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我们应该按约定俗成的理解来讨论。
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 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 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 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 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 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 城？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源严重浪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 应不能发挥。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嘉定镇是老县城，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 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 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
在中国的很多法律法规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则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地出台司法解释，全国人大不断出台 立法解释，就是为了填补法律的漏洞，对某些概念和条文做出更为清晰明确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释这样的严重损害法律严肃 性的情形并不少见。
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 费”、“疾病健康教育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 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就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 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实际 上，像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制度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 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 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 的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这些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而反观美国提出的条 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
二、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差别，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又由于中国人的集体观念比较强，批评某个集体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等于批评个人。对群体的批评常会造成中国人之间窝里斗，地域之间、贫富之间、职业之间，互相攻击，这就是因为没有分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实际上，当我们说某个集合概念有某种特征时，并不能得出这个集合中的每个个体都有这种特征的结论。当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 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比如说，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再如说山东人长得比较高 大，这里的“山东人”也是集合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长得高大。再如“中国人老是窝里斗”、“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样的命题，这里的“中国人”是集 合概念，并不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能得出每个中国人都丑陋的结论。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别。有不少人认为谈论中国人的缺点时应该说成是“有的中国人……”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必要 的。其实这种人主要是心胸问题，心胸狭碍，他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只喜欢听别人的表扬，当别人夸奖中国人的时候，他不会要求在“中国人”前面加上“有 的”。
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国人很不满，说按照黎鸣的观点，黎鸣也很愚蠢，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就是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没有分清，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
同样，笔者在本书中大谈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及劣根性，这里的“中国人”同样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集合概念是与非集合概念相对的，反映由同类分子有机构成的集合体的概念。如：“中国共产党”、“森林”。在某一思维对象领域，思维对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存 在方式。一种是同类分子有机结合构成的集合体，另一种是具有相同属性对象组成的类。对象集合体与对象类的根本区别是：集合体的性质，构成集合体的个别对象 不必然具有；对象类具有的性质，组成类的个别对象必然具有。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分别是对思维对象集合体、对象类的反映。集合体的根本特征，决定集合概念只反映集合体，不反映构成集合体的个体。如中国共产党是由千万个中共党员构成的集体，概念“中国共产党”只反映党的整体，不能说个别党员是中国共产党。
在不同场合，同一语词可以表达集合概念，也可以不表达集合概念。如：“人”，在“人是由猿转化而来的”这一判断中，“人”是集合概念，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 具有由猿转化的性质；在“张三是人”这一判断中，“人”是非集合概念，表示人这一类动物或其中一分子。区别某个语词是否表达集合概念，须结合语言环境而 定，即需要把某一领域的每一个对象与概念反映的性质联系起来考察。准确区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有助于避免犯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
三、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 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 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 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 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 美，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 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 比。而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在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一开始，水师提督之子宾少爷的狗阿才咬了肉贩，肉贩将狗打跑，结果宾少爷要求肉贩赔偿他300两银子；而状师宋世杰则让自己的仆 人咬了宾少爷，被宾少爷打跑，宋世杰按照宾少爷的逻辑类比推理，要求宾少爷赔自己1000两银子。后来，富商的儿子打死人，宋世杰也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为 富商之子辩护，这种诡辩方法歪曲了事实。他当堂踢打凶手，凶手没有死，如果几年后死了与此无关；而凶手也没有当场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杰用这个 类比说明被害者的死与凶手无关，毫无疑问，他的逻辑是荒唐的。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这种 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 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 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 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 诋毁别人的。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言：“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简单地以老黄瓜类比国家，不仅是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而且语意模糊。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四、二元思维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 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 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维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比如，对于体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明显分成两个阵营，姚黑姚蜜，科黑科蜜，整天在网上骂来骂去。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 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待现代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很容 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
在国家政策上，我们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治，也是一种二元思维。它把全国人民简单地分成了农民、市民两个部分，用户籍制度加以区别。但实际上，不论是通 过历史纵向来看，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农民与市民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农民与市民的截然不同，农 民随时可以进城做生意成为市民，中了科举还可以到城里做官；同样，城市人也随时可以到农村买块地过田园生活，即使是贵为宰相，下了台也可能去做农民。国外 也是如此，一个人，他可以自由选择去务农还是务工，即使美国总统华盛顿，下台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农场。正是由于当前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民工成为了一个夹缝中 的群体，他们户口是农民，工作却在城市，即非农民，也非市民，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也往往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
五、错误推理
在生活中，人们即使不经过专门地学习，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逻辑，但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确定的结论。如果再按照这些或然性的结论做其它推理，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我们前面谈的以偏概全、类比推理等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显然，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攻击的其实是一个与你无关的观点。
对于这种行为，有人给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却说是别人的靶子，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多次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有个人在网上发评论说：“我是个医学院的教授，我认为，同性恋不宜提倡。”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 错误，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提倡同性恋，只是说政府和公众要正视，而不要装作看不见而已。这位教授对李银河观点的理解是错误的， 他的逻辑就是：你替同性恋说话，你就是提倡同性恋。这是没有道理的。他所反驳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李银河的观点，这不是乱放炮嘛！并且，此人还以“教授”自 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确，显示了其无知与自大，格调更低一等。而攻击李银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逻辑都是和这位“医学院的教授”差不多的。
在反驳论证中，像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一样思维的人非常多，他们经常会对别人的观点做出片面的或是错误的理解，得出一个与别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当成别人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攻击。
这种思维的错误就在于从别人的论述中推不出反驳者所理解的观点。比如，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从李银河的论述中推出“李银河提倡同性恋”的结论，这是推不出的，是这位“教授”逻辑思维能力太差造成的。
而按照一些愤青的逻辑，一个中国人，你夸日本好，那你就是汉奸；你夸美国好，你就是“鹦鹉”；你说中国不好，那你就是卖国贼。毫无疑问，这些论断是有问题的，是没有道理的，夸不夸中国，夸不夸日美，和是不是汉奸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前提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经常有人谈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谈美国的优势，这时就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个反驳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夸奖美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认为美国完美，这个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性。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一个观点：“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这个推论同样是过于简单化，由一次金融危机并不能得出这个国家全面 腐朽的结论。该书把金融危机的缘由归结于美国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思维，简单得可笑。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谁会不愿意呢？绝 不是只有美国人会这样想。
周濂：道德说理的限度
珠穆朗玛峰有多高，道德歧见的隔墙就有多高；马里亚纳海沟有多深，价值观的分歧就有多深。也许每个人在心底里都曾有过类似的叹息：你永远都无法说服一个执意犯傻的人，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
面对道德纷争的扰攘不定，对比科学理论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获得大一统的解释，道德哲学家难免有“情何以堪”的沮丧。正因为此，自霍布斯以降，无论康德、约 翰·密尔还是罗尔斯，道德哲学家的基本冲动都是以科学为模型去建立“道德科学”，为无休无止的道德分歧画上一个句号，因为以道德科学的名义，如此产生的结 论将会是——“不容许争论，不可以反驳。”（霍布斯言）
对于近现代道德哲学的自我定位和期许，陈嘉映有着极深的质疑。事实上，不独是道德哲学，对于整个近代哲学的基本取向陈嘉映都不甚赞同，因其旨在以科学为模 型替世界提供整体图画或者整体结构，用陈嘉映最为推崇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哲学家们经常看重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且不可抗拒 地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根源，它使得哲学家们陷入绝境。”
为什么哲学不应当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提问和回答？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哲学与科学都以论证的方式进行穷理，但问题在于，时移世易，此论证已非彼论证。
说到论证，雷·蒙克在《天才的责任》中讲过一则逸闻：罗素批评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不应该只是说出想法，而应该为之提供论证，维特根斯坦回答说，论证会玷污 思想的美丽。对此，陈嘉映在《说理》一书中这样评述：“我相信，在这段对话里，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两人都把论证理解的过于狭窄了。论证并不一定都采用‘因为 所以’的模式。我们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论证……”
这“多种多样的论证方式”被陈嘉映细分为“说理-论证”，“证实”（摆出了充分的事实）与“证明”（通过数理演算），而“因为所以”的模式特别地要被划归到“证实”和“证明”之列。
这一分殊绝非陈嘉映的“想当然尔”，而是奠立在他对于哲学-科学两千多年发展演变的判断上，《哲学、科学、常识》一书对此有非常详实且令人信服的分析。简 而言之，陈嘉映认为，古代哲学希望找到世界的本质结构，这个冲动最终藉由数学语言重新定义各种基本概念而得以实现。数学的普遍性来自量的外在性，虽然可以 确保长程推理的有效性，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一正一负两个结果：正面的结果是得以建构普适理论，负面的结果则是以丧失直观和感性为代价。科学革命之后，哲学与 科学之间的脐带日益断裂，当代哲学因为固守自然语言和自然概念，已不敷承担寻找世界本质结构之重任，所以必须放弃理论化的冲动，安心于古代哲学遗留的另一 项任务——“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按照陈嘉映的观点，这个变化反应在论证的层面上，就是哲学之为穷理活动只可能以“说理-论证”而非“证实”与 “证明”的方式展开。
“说理-论证”最显著的特点包括：第一，它“从来不是从自明之事推论出原不知晓的结论”，哲学家“从来有所主张，并为他的主张提供论证。”第二，不同于数 理演算意义上的“证明”，“说理-论证”不提供必然性，因此也达不到康德所希冀的那种普遍性；第三，相比“证实”总是“要求尽可能从特定语境中脱离开 来”，找到“中性的”事实，“说理-论证”并不妄图寻找摆脱一切特定语境的事实，因为“事实在情境中说话”。
迄今为止，陈嘉映尚未就道德-伦理问题做过系统阐释，但是基于论理活动的内在要求，以上对于“广义上的论证”尤其是“说理-论证”所做的辨析，足以传达出 他在道德-伦理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就散见在各类专著和文章的论述而言，陈嘉映对于当代伦理学的核心论题——比如道德事实是否存在，“是”与“应 当”的断裂，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历史维度对于道德哲学的影响等等——均有非常独到而深入的论点，且与当代主流的英美道德哲学形成鲜明的反差。而万法 归宗，上述论题的展开都可追溯到他对道德“说理-论证”的剖析上。
在说理-论证内部，陈嘉映特别区分“强势理性主义的论证理论”与“申辩式说理”，前者旨在“从智性上使对方臣服”，因为它们把科学领域中的论证设为论证的 标准，过于信赖事实与逻辑的力量。但是恰如陈嘉映所指出的，在道德-政治问题上，我们实难通过单纯的说理-论证去改变他们深厚的看法，因为“说理并不是演 算的一种残缺样式，仿佛说理一旦完善，所有的分歧都会消失。”相比之下，“申辩式说理”不主动出击，更不力求改变对方的立场，它是消极防御型的，“为自己 提供一种解释，为自己的理解，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辩护。”《说理》中有一句话很好地概括了陈嘉映的基本论点：“科学旨在求得惟一真理，科学中的论证是 积极论证。离开科学论证越远，越接近人生问题，申辩性越突出。人生没有惟一真理这回事。”
由此，道德说理就不是“线性推论”，它不是从一些不言自明的前提出发，藉由长程葆真的逻辑换算和推理，最终推论出确定无疑的知识。恰恰相反，道德说理是一 种“多方面的印证”，它依托于歧义丛生但意蕴丰厚的自然语言，盘桓在我们的日常理解和周边环境，其目的不是为了“强迫我们即使不理解也必须接受之，而就是 要让我们理解。”
“说理-论证”构成了陈嘉映道德-伦理思考的核心，这一基本思路可以举一反三地运用到其他论题上。限于篇幅，仅以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为例，如前所述， 传统哲学有一种向科学发展的冲动――也即寻找“作为共相的公式”和“机制”，但是陈嘉映认为，政治道德领域中即便存在普遍性，也不是公式或机制意义上的普 遍性，而是镶嵌在我们对万事万物的理解中的普遍性。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学界就民主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争论不休，在陈嘉映看来，学习民主制与民主制是不是普适 的没有关系，因为不存在一个对所有国家都相同的民主制的本质，毋宁说学习民主制乃是一个翻译的过程，这是一个“典范性”的思路而不是“本质主义”的思路。
从典范学习而不是从本质学习，这意味着：第一，你总是连着那个具体的人、事、国家去学习；第二，你并不想把你变成他，哪怕给你这个机会你也不想；第三，你 不一定事事不如人，他这一处比你强，这一处你去学习，仅此而已。基于此，陈嘉映的结论是，在政治、道德领域中，试图寻找作为公式的普遍性是注定失败的努力 方向，我们找不到那种“共同”的东西，而是在寻求那种“共通”的可能。
在当代道德哲学家中，陈嘉映在性情趣向上离伯纳德·威廉斯最近，距罗尔斯最远。在陈嘉映心目中，好的哲学思考必须一方面与活泼泼的个人生活体悟发生直接关 联，另一方面又能够展现独到而又有启发的概念转换。而好的道德/政治哲学除了要展现精细的概念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和洞若观烛的历史眼 光。学识、见地、态度，三者缺一不可。
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开头第一句就说：“我有很多困惑，很多问题”，引人深思的是，首当其冲的第一个困惑就是“思想对生活有什么意义？”综观陈嘉 映最近十年来所出版的各类专著，表面上看他对于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中的纯技术问题抱有浓厚的智识兴趣，但是我愿下一个大胆的判断，他最隐秘的焦虑仍旧是那 个古老的苏格拉底问题：“人应该如何生活？”并且，主语不是“抽象的人”或者“普遍的人”，而就是一个个背负不同的传统资源或羁绊、植根在特定的语境和脉 络中的“具体的人”。由此，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就是，如果苏格拉底问题真有答案，我相信在陈嘉映那里也一定不是定于一尊的客观知识，而是基于各种特殊经验 的、深深浅浅的理解，因为“申辩者天然站在生态多样性一边，说理不是为了求取一致，而是求取多样性之间的相互理解。”
世界上98%的人不会做的逻辑思维能力题
爱因斯坦在20世纪初出的这个题目，据说世界上有98%的人答不出来。
在一条街上，有5座房子，喷了5种颜色。每个房里住着不同国籍的人。每个人喝不同的饮料，抽不同品牌的香烟，养不同的宠物。
问题是：谁养鱼？
提示：
1、英国人住红色房子
2、瑞典人养狗
3、丹麦人喝茶
4、绿色房子在白色房子左面
5、绿色房子主人喝咖啡
6、抽PallMall香烟的人养鸟
7、黄色房子主人抽Dunhill香烟
8、住在中间房子的人喝牛奶
9、挪威人住第一间房
10、抽Blends香烟的人住在养猫的人隔壁
11、养马的人住抽Dunhill香烟的人隔壁
12、抽BlueMaster的人喝啤酒
13、德国人抽Prince香烟
14、挪威人住蓝色房子隔壁
15、抽Blends香烟的人有一个喝水的邻居
推理：本题有六大分类，每个分类有5个要素，分别是
第一类房子排序：1 2 3 4 5
第二类房屋颜色：红黄蓝绿白
第三类国籍： 英国 瑞典 丹麦 挪威 德国
第四类宠物： 狗 鸟 猫 马 鱼
第五类香烟： PallMall Dunhill Blends BlueMaster Prince
第六类饮料： 茶 牛奶 咖啡 啤酒 水
（1）根据9、14题面提示：挪威人住 1 号房，2号房是蓝色；根据4、5、8题面提示：4号房是绿色、喝咖啡，5号房是白色，根据 1、8 题面提示：3号是红色、喝牛奶，1号房是黄色
第一类房子排序： 1 2 3 4 5
第二类房屋颜色： 黄 蓝 红 绿 白
第 三 类 国 籍： 挪威 英
第 四 类 宠 物：
第 五 类 香 烟：
第 六 类 饮 料： 牛奶 咖啡
(2)根据 3、5、7、8、12 题面提示：挪威人抽Dunhill香烟、喝水；根据11、15题面提示：2号房养马，抽Blends香烟；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丹麦人可能住在：2、4、5号房，根据13题面提示，结合以上分析：德国人可能住4、5号房，根据2题面提示，结合以上分析：瑞典人可能住4、5房，那么可以得出丹麦人住2号房，喝茶，5号房抽BlueMaster香烟、喝啤酒
第一类房子排序： 1 2 3 4 5
第二类房屋颜色： 黄 蓝 红 绿 白
第 三 类 国 籍： 挪威 丹麦 英
第 四 类 宠 物： 马
第 五 类 香 烟： Dunhill Blends BlueMaster
第 六 类 饮 料： 水 茶 牛奶 咖啡 啤酒
（3）根据13 题面提示,结合（1）（2）分析得出：德国人住4号房，抽Prince香烟，瑞典人住5号房，英国人抽 Prince香烟
第一类房子排序： 1 2 3 4 5
第二类房屋颜色： 黄 蓝 红 绿 白
第 三 类 国 籍： 挪威 丹麦 英 德国 瑞典
第 四 类 宠 物： 马
第 五 类 香 烟： Dunhill Blends Prince Prince BlueMaster
第 六 类 饮 料： 水 茶 牛奶 咖啡 啤酒
（4）根据1、6、10 题面提示，结合以上分析：挪威人养猫，丹麦人养马，英国人养鸟，瑞典人养狗，从而得出结论 德国人养 鱼
第一类房子排序： 1 2 3 4 5
第二类房屋颜色： 黄 蓝 红 绿 白
第 三 类 国 籍： 挪威 丹麦 英 德国 瑞典
第 四 类 宠 物： 猫 马 鸟 鱼 狗
第 五 类 香 烟： Dunhill Blends Prince Prince BlueMaster
第 六 类 饮 料： 水 茶 牛奶 咖啡 啤酒
